开元十二年二月的洛阳，司天台的日晷投下长长的影子。监正崔浩手持刚刚测算完毕的星象记录，面色凝重地穿过重重殿宇，径直来到两仪殿外求见。

    “陛下，”崔浩跪呈奏报，“臣等连观测象三月，今春星宿移位，云气稀薄。按《天文志》所载，此乃‘春阳亢旱’之兆。去冬少雪，今春恐有大旱。”

    司马柬接过奏报细看。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星位、云形、风向，最终结论简洁而沉重：“预计三月至五月，关中、中原降水将较常年减半。若应对不及，恐伤农时。”

    他想起去年秋冬，确实少雪。去岁改革钱法、试行银钞（第287章），本意是促进商贸，但若春旱伤农，粮价必涨，一切经济布局都可能被打乱。

    “司天台有多大把握？”皇帝问。

    “七成。”崔浩如实道，“天象之事，不敢言必。但农时关乎万民，宁可备而无旱，不可旱而无备。”

    司马柬颔首，即刻召户部、工部、司农寺官员议事。半个时辰后，政事堂内已挂起《天下水系图》。

    “若旱情属实，首当其冲是关中。”工部尚书指着图上渭水、泾水流域，“此乃粮仓之地，去岁产粮占天下两成。各灌区皆仰河渠供水。”

    户部尚书接口：“臣已查常平仓储：关中诸仓存粮约八十万石，若应对及时，可保三月口粮。但若旱情延续至五月……”

    “不能等到五月。”司马柬起身，走到图前，“传旨：一、司天台预警即刻发往关中、河南、河东各州，令刺史亲抓河渠管理，节约用水，备足水车、桔槔。二、户部即日起往关中调粮二十万石，分储各州县，准备平粜。三、工部派员巡查各主要灌渠，疏浚河道，整固水闸。”

    他顿了顿，补充道：“旨意中要写明：此乃预警，非必旱。各地不得以此为名擅征民赋、加收税捐。若有借机扰民者，严惩不贷。”

    圣旨加盖玉玺，由十二路快马送出。从接到预警到发出应对，不过两个时辰。帝国的应急机制，在经过疫病考验后（第286章），运转得更加迅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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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日傍晚，关中泾惠渠灌区，赵家堡的老渠长赵三爷正蹲在渠边，用手捻着干裂的泥土。他今年六十八了，从十六岁接替父亲当渠长，在这条渠上管了五十二年水。

    “不对劲啊。”他对身边的儿子，也是下一任渠长人选赵大栓说，“往年这时候，土该返潮了。你看这土，捻开来都是粉。”

    赵大栓也蹲下试了试：“爹，会不会是今年暖得早？”

    “暖得早也该有水气。”赵三爷望向西边天际，“你看那晚霞，红得发紫，老话说‘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这都连着三天紫霞了……”

    正说着，村口传来急促的马蹄声。里正举着一卷文书跑过来：“三爷！州里急件！”

    赵三爷识字不多，让儿子念。文书是京兆府发下来的，盖着鲜红的官印：“据司天台测报，今春或有旱情。着各灌区渠长即日起巡查渠道，合理分配水源，优先保障粮田灌溉。凡有争水纠纷，须及时调解上报……”

    文书后面还附了《抗旱备耕十条》，从水车制作到作物改种，条条具体。

    赵三爷听完，沉默片刻，对儿子道：“敲钟，召集各保保长。”

    赵家堡的铜钟是前朝留下的，只在紧急时敲响。钟声穿透暮色，传遍方圆十里。不到半个时辰，灌区八个村的保长齐聚赵家祠堂。

    祠堂里点起松明，墙上挂着赵三爷手绘的《泾惠渠水系图》。这张图他画了三十年，哪段渠深、哪段渠浅、哪里容易淤塞、哪个村用水最多，全都标得清清楚楚。

    “官府来文，今年春旱。”赵三爷开门见山，“咱们灌区九个村，八千多亩地，就靠这条渠。水若不够，怎么分？”

    保长们顿时吵开了。上游王家村的保长嚷道：“按老规矩，从上往下轮！我们村在最上头，自然先浇！”

    下游李家村的立刻反驳：“凭什么！去年你们村偷偷多开了两个口子，当我们不知道？要我说，按田亩分水，公平！”

    “按田亩？我们村地多，你们村地少，我们不是吃亏？”

    “那按人口？”

    “按人口更不行，我们村光棍多！”

    赵三爷用旱烟杆敲敲桌子，祠堂里静下来。他走到地图前，旱烟杆点着几个关键位置：“吵有什么用？水就这么多。我的法子：第一，从现在起，所有支渠水口，由渠工统一管理，各村不得私开。第二，按作物分先后——小麦正在拔节，最需水，先浇；豆子、杂粮次之；菜园最后。第三，各村出劳力，明天起清淤，把渠底挖深一尺，能多蓄三成水。”

    有保长嘀咕：“清淤……这大冷天的。”

    “冷也得干！”赵三爷眼睛一瞪，“等旱情来了，你就是哭也哭不出水！我已经算过了：九个村，每村出二十个壮劳力，三天能把主干渠清完。粮食各村自带，我家出十斤盐，管菜。”

    他环视众人：“还有谁有话说？”

    保长们互相看看，终于点头。赵三爷在灌区的威信，是五十年一碗水端平攒下来的。他说的话，大家服。

    当夜，赵三爷没回家，就在祠堂里对着地图算水。儿子赵大栓陪着他，看父亲用炭笔在纸上写写画画，嘴里念念有词：“王家村二百三十亩麦，需水……李家村一百八十亩，需水……赵家堡自己三百亩……”

    “爹，咱们村在最下游，按您这算法，水到咱们这儿可能就不够了。”赵大栓担心道。

    “我知道。”赵三爷头也不抬，“所以咱们村的地，浇七成就停。我是渠长，得带头。”

    “可村里人……”

    “村里人我来解释。”赵三爷放下炭笔，“大栓啊，管水这活儿，看着是管水，其实是管心。水往低处流，人心往私处偏。咱们当渠长的，就得把水端平，把心拢住。今年咱们少吃三成收成，换八个村不闹事、不抢水、不打架——值。”

    窗外月色清冷。赵三爷推开祠堂门，走到院里的古井旁。他打上一桶水，用手掬了一捧，就着月光细看。

    “水啊水，”老人喃喃自语，“你金贵的时候，比油还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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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日后，京兆府的巡查官员来到泾惠渠灌区。他是工部派下来的年轻员外郎，本以为会看到争水械斗、田地干裂的景象。没想到，九个村庄的劳力正在渠上有序清淤，水车、桔槔都已备在田头。水流虽然比往年细，但分配井然有序——麦田正在灌溉，豆田排着队，菜园还没开始浇水。

    他在赵家祠堂见到赵三爷时，老人正在调解一起小纠纷：上游一个村民偷偷堵了邻村的支渠口，被抓住了。

    “按渠规，私堵水口，罚做渠工三日，赔偿受损庄稼。”赵三爷判决，“你有意见吗？”

    那村民嘟囔：“我就想让我家麦子多喝一口……”

    “你家麦子多喝一口，下游就少一口。”赵三爷声音不高，却威严，“今年旱，大家都不容易。但越是不容易，越要守规矩。罚你做渠工，是让你看看，这水是怎么一分一厘算着用的。”

    年轻官员在旁听着，忽然开口：“老丈，您这‘渠规’是朝廷定的，还是您自己定的？”

    赵三爷这才注意到官员，忙要行礼，被扶住。“回大人，”他说，“渠规是祖辈传下来的，朝廷的《水部令》里也有类似条文。我们不过是把条文变成了土话，让乡亲们听得懂、记得住。”

    官员细细询问了分水细则、劳力调配、纠纷调解，越听越感慨。回京述职时，他在奏报中特意写道：“泾惠渠灌区老渠长赵某，虽无官身，然熟知水利，威信服众。司天台预警初下，即按历年经验统筹分水，九村无争。可见抗旱之要，不仅在朝廷预警、官府调粮，更在基层有此等明理尽责之‘渠长’，能将朝廷政令化为乡间可行之规。”

    这份奏报送到两仪殿时，司马柬正在看各地旱情汇报。大部分州县都按旨意做了准备，但像泾惠渠这般井然有序的，并不多。

    “这个赵渠长，该赏。”皇帝提笔批注，“着京兆府核实，若属实，赐‘义民’匾额，免其家三年赋役。另，令司农寺将此类民间管水经验整理成册，发往各灌区参考。”

    批完，他走到窗前。二月下旬的洛阳，已有几分春意。但司天台的预警像一片阴云，悬在帝国上空。

    他知道，再精准的预警、再及时的调粮、再周密的政令，最终都要靠千千万万个赵三爷这样的基层人物去落实。这些人没有品级，没有俸禄，有的只是五十年积累的威望、一碗水端平的良心，和对脚下土地的责任。

    帝国的治理，宏大处在朝堂，细微处在乡野。而连接这宏大与细微的，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渠长”、“保长”、“里正”。他们或许不识字，但懂得天时地利；或许没读过律法，但坚守乡规民约。

    窗外的柳枝已抽出嫩芽。司马柬想起赵三爷那份奏报里的细节：老人让自家村庄少浇三成水，以保全灌区安宁。

    “朕在洛阳下一道旨意容易，”皇帝轻声自语，“但要让一个老农心甘情愿少浇三成水，靠的不是旨意，是五十年的威信，是舍小保大的胸怀。”

    这一刻，他更加明白：治国如治水，既要疏浚大河，也要呵护细流。而赵三爷们，正是那些在田埂沟渠间，默默呵护细流的人。

    春旱还未真正到来，但一场关于水的战役已经打响。从司天台的星象观测，到皇帝的预警圣旨，再到赵三爷的连夜召集，这条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链条，正在为可能到来的干旱，编织一张细密的防护网。

    这张网或许不能完全挡住天灾，但至少，能让这个农耕帝国在灾难面前，少一些慌乱，多一分秩序。而这，正是治理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