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惦记的“明智吾郎”，此刻正坐在同样被惦记的越水七槻旁边，调试着胸口的麦克风。被零组的人叉走了的唐泽肯定没有又忙东忙西了一晚上的星川辉累，这种需要出镜的活，自然是唐泽过来上岗的。他一边...“柯南昭？！”铃木玛丽的声音陡然拔高，尾音绷得极紧，像一根被骤然拉满的弓弦，震得门框上细小的灰尘簌簌抖落。她半蹲在地的姿势僵住，左手还搭在鞋跟上，右手却已本能地按向腰侧——那里本该别着一枚微型信号干扰器，此刻却空空如也。她瞳孔微缩，呼吸一滞，整个人如同被无形冰水从头浇下，连卷曲的金发都仿佛凝住了弧度。铃木真纯怔了一下，仰起脸：“……对，是这个名字。他刚才还在餐桌上说话，声音很清亮，带着点少年人特有的、刻意压低又压不住的锐气。他还说‘心之怪盗团不是垃圾桶’，翻白眼的样子特别欠揍……”话音未落，铃木玛丽已霍然起身，动作快得带倒了床边一把折叠椅，“哐当”一声砸在地毯上，闷响沉钝。她没去扶，只是死死盯着女儿，嘴唇翕动数次，才从齿缝里挤出一句：“……他穿什么颜色的外套？左袖口有没有一道浅灰色的线头？”“啊？”铃木真纯懵了一瞬，下意识回忆，“深蓝色……好像是件连帽衫，帽子一直没戴。线头？没注意……”她忽然顿住，指尖无意识捻了捻，“等等，他右手腕上戴着一块表，表带扣环是旧的，金属磨得发亮，但表盘底下……好像有一小块贴纸没撕干净，蓝底白字，印着‘S-07’？”“S-07……”铃木玛丽喉结上下滚动，像吞下一块烧红的炭。她猛地转身，大步走向窗边，一把扯开厚重的遮光帘。午后的阳光如熔金泼入，瞬间照亮满室凌乱的电子设备——示波器屏幕幽幽泛着绿光，几台录音笔并排躺在充电底座上，耳机线蜿蜒如蛇。她视线扫过其中一台正在自动回放的录音笔，红色指示灯正规律闪烁，而它连接的扬声器里，正清晰传出唐泽园子清脆的笑声：“……那家酒店是死者家里开的，他吃的越少，我家亏的越少！”铃木玛丽却像聋了一样，目光死死钉在扬声器旁一张随手压在数据板下的便签纸上。上面用黑色签字笔潦草写着几行字，字迹锋利如刀刻：【18岁｜保护观察｜重伤害｜道歉信佐证｜妃英理重审中｜法院拖延｜“程序正义”】最后一个句号被用力戳破，墨迹晕开一小片浓黑，像一滴干涸的血。“妈？”铃木真纯凑近，声音放轻，“你认识他？”铃木玛丽没回头。她抬起手，缓慢地、极其缓慢地，将额前一缕被汗水浸湿的金发拨至耳后。指尖微微发颤，指节泛白。窗外，东京塔的尖顶在晴空下折射出冷硬的光，而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斜斜投在满地线缆与仪器之间，竟奇异地与唐泽园子方才描述的“轮椅撞击油漆桶后翘起”的力学图解轮廓重叠了一瞬——后轮高高扬起，车身倾斜成一道决绝的、不可逆转的抛物线。“认识？”她终于开口，声音哑得厉害，像砂纸磨过生锈的铁皮，“我亲手把他送进去的。”铃木真纯呼吸骤停。“三年前，神奈川县立少年院附属矫正中心。”铃木玛丽缓缓转过身，脸上没有愤怒，没有怨毒，只有一种近乎荒诞的疲惫，眼底却燃着两簇幽暗的火，“他叫柯南昭，编号S-07。当时负责他案件的检察官，是我。”空气凝固了。连录音笔里园子嚼蛋糕的细微声响都消失了。铃木真纯感到自己的指尖发麻，耳膜嗡嗡作响，仿佛听见了三年前法庭大门沉重关闭的轰鸣。她张了张嘴，喉咙干涩得发不出任何音节——那个在餐桌上吐槽“心之怪盗不是垃圾桶”、会为毛利兰担忧司法不公而皱眉、甚至能精准指出上住贞伍匿名账户漏洞的少年，那个被唐泽园子随口称为“司家”、被世良真纯评价为“身手不凡”的男孩，竟是母亲亲手起诉、亲手送进少年院的被告？“为什么？”她听见自己声音飘忽，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铃木玛丽走到床边，弯腰捡起那把被撞倒的折叠椅，慢慢坐下去。她没看女儿，目光落在自己摊开的掌心，那里有道淡褐色的旧疤，蜿蜒如蚯蚓。“因为他捅了人。”她说得极平静，像在陈述天气，“用一把水果刀，刺穿对方左肩胛骨下方三厘米处的肌肉群，造成开放性血气胸。伤者送医抢救七小时，活下来了，但左肺永久性功能丧失百分之四十一。”“……谁？”“一个十七岁的流浪少年，名叫松本健太。”铃木玛丽闭了闭眼，“当时他在新宿歌舞伎町一家通宵网吧里，被三个混混围堵勒索。柯南昭也在那里上网，监控显示他全程坐在隔间里，没抬头。直到松本健太被按在洗手池边，头撞得满脸是血，其中一个混混抽出跳刀，刀尖抵着他颈动脉——柯南昭冲出去了。”铃木真纯的心脏猛地一沉。“他没报警。没喊人。就冲过去，抢下跳刀，反手扎进去。”铃木玛丽睁开眼，瞳孔深处有某种东西碎裂开来，“法医报告写，伤口角度非常刁钻，避开所有大血管和神经主干，只针对肌肉组织发力。精准得……像外科医生在做解剖练习。”“他……是为了救人？”“动机不明。”铃木玛丽苦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更冷，“案发后他被当场制服，全程沉默。送到警局，问名字，答‘柯南昭’；问年龄，答‘十八’；问为什么动手，低头盯着自己沾血的手，说‘因为他的眼睛在求救’。再问，就不开口了。”她顿了顿，声音轻得像叹息，“最讽刺的是，那三个混混，领头的那个，父亲是横滨地检署的资深检察官。”铃木真纯猛地吸了口气，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所以……你起诉他，是因为证据确凿，还是因为……”她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因为那个检察官的儿子？”“因为我看见了监控。”铃木玛丽的声音陡然锋利起来，像淬了冰的薄刃，“我看见柯南昭冲出去时，右脚绊在了电线插头上，踉跄了一下，但手里的刀，纹丝未抖。”铃木真纯浑身一颤。“那不是一时热血。”铃木玛丽一字一顿，每个音节都像凿进水泥地的钢钉，“那是经过计算的、控制住力道与角度的、确保不致死却足以废掉对方行动能力的……精准反击。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后果。可他还是做了。”她抬眼，目光灼灼刺向女儿，“真纯，如果一个少年，能在那种情境下保持这种程度的冷静与控制力，他到底经历过多少次类似的事？”门外，门铃再次响起。叮咚——叮咚——节奏急促，带着不容忽视的穿透力。铃木真纯下意识看向房门，又飞快扭头看向母亲。铃木玛丽却依旧坐着，脊背挺得笔直，手指无意识摩挲着掌心那道旧疤，仿佛在触摸一段早已风干的血痂。窗外，一只白鸽掠过东京塔的尖顶，翅膀划开澄澈的蓝天，留下一道转瞬即逝的银线。“他现在……在楼下？”铃木真纯轻声问。铃木玛丽没回答。她只是缓缓抬起手，指向床头柜上那台仍在运转的录音笔。红灯稳定闪烁，像一颗不肯熄灭的心跳。而扬声器里，不知何时切换了片段，传来柯南昭清晰的声音，正对着毛利兰解释上住贞伍为何拒绝道歉：“……因为道歉一旦被记录，就约等于认罪。万一被法庭采纳，这搞不好是有法律效力的。”录音笔旁，那张写着“S-07”的便签纸边缘，被空调冷风掀起一角，露出底下另一行更小的、几乎被墨迹覆盖的铅笔字：【他当年的辩护律师，姓妃。】铃木玛丽的目光凝固在那行字上。时间仿佛被拉长、扭曲，变成一条粘稠的沥青路。三年前少年院铁灰色的走廊，消毒水气味刺鼻；法庭上辩方律师席上那个永远一丝不苟的紫色身影，镜片后目光锐利如鹰隼；还有宣判后，她作为检察官走向被告席，柯南昭抬起脸——那双眼睛漆黑、沉静，没有恨意，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近乎悲悯的、洞悉一切的疲惫。“妈？”铃木真纯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铃木玛丽终于动了。她伸手，不是去碰录音笔，而是拿起床头柜上那副刚摘下的羊毛卷假发。金发柔软蓬松，在午后阳光里泛着暖光。她指尖抚过发丝，动作轻柔得近乎虔诚，仿佛在擦拭一件失而复得的圣物。“真纯。”她开口，声音奇异的平静，“去开门。”“可是……”“开门。”铃木玛丽打断她，目光终于离开便签纸，转向女儿，那里面翻涌着太多东西——三年积压的审视、职业本能的警惕、被猝然颠覆的认知，以及一种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微弱却执拗的动摇，“如果他真是柯南昭……那么今天这场命案里，他反复强调‘程序正义’，提醒园子基金会扩大援助范围，甚至主动点出上住贞伍的境外账户——这些，都不是偶然。”她将假发轻轻放在掌心，金发在光线下流淌着细碎的光：“一个被司法系统亲手标记为‘危险分子’的少年，为什么会在三年后，坐在这里，用最符合规则的方式，撬动整个系统的缝隙？”门铃第三次响起。叮咚——这一次，铃木真纯没有犹豫。她快步走向门口，手指搭在门把手上，冰凉的金属触感让她微微一凛。她深吸一口气，拧动把手。门开了。门外站着的，不是预想中那个穿着深蓝连帽衫的少年。而是一个穿着藏青色西装外套、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他手里拎着一个印着“东京地检署”字样的黑色公文包，领带夹是一枚小巧的银色天平。看到门内母女二人，他微微颔首，笑容标准得如同教科书范例，眼角的细纹都透着职业性的温和：“抱歉打扰。我是地检署特别监察组的佐藤健一。关于今天酒店发生的命案，我们需要向目暮警官及在场几位关键证人，补充调取一些现场电子设备的数据记录。听说……二位也参与了案件的推理过程？”铃木玛丽站在女儿身后半步，目光越过佐藤健一的肩膀，望向他身后空荡的走廊尽头。那里，电梯指示灯正无声地跳动着数字：6…5…4…而就在电梯门即将合拢的最后一秒，一只戴着深蓝色手套的手，极其自然地伸出来，按住了门边的感应器。门，缓缓重新开启。一只运动鞋的鞋尖，出现在电梯缝隙里。鞋带系得异常整齐。铃木玛丽的呼吸，在那一刻，彻底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