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时已过，日头西斜，但府衙广场上的人群非但没有散去，反而越聚越多。当陈寡妇牵着两个孩子走上公堂时，数万双眼睛都盯在这母子三人身上。

    陈氏三十出头，但看上去像五十岁。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补丁摞着补丁。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大的七八岁，小的五六岁，都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躲在母亲身后，惊恐地望着堂上。

    走到堂前三丈处，陈氏停下脚步。她松开孩子的手，忽然从怀中掏出一把锈迹斑斑的剪刀。

    “锵——”十几名锦衣卫瞬间拔刀。

    陈氏却看也不看那些寒光闪闪的刀锋，她只是双手握住剪刀，“咔嚓”一声，剪下了自己一缕枯黄的头发。

    然后将那缕头发，用颤抖的双手捧到额前，双膝跪下：

    “殿下——”她的声音哽咽得几乎破碎：“民妇陈三娘，襄州西郊陈家沟人氏。民妇无钱无势，只有这缕头发，替我枉死的丈夫向五……谢青天老爷！”

    她的额头重重磕在青石板上，那缕头发散落在尘埃中。

    堂外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陈氏抬起头时，额头已经见了血。但她浑然不觉，开始讲述，声音由低到高，由颤抖到嘶哑：

    “三年前，景泰元年春，襄州大旱。我家五亩薄田，颗粒无收。丈夫向五为了买粮种，去襄州城里想办法。他在街上遇到向家的管事，说可以向向家‘义仓’借粮种，秋收后归还就行。”

    “丈夫不识几个大字，听了管事的话，画了押，借了十两银子。借据上写的是‘月息三分’——这是朝廷允许的利钱。可拿到手的借据副本，却变成了‘月息五分’。我们去理论，向家的人说，那二分是‘保管费’、‘手续费’。”

    陈氏的眼泪无声滑落：“我们认了。只要能活命，什么都认了。”

    “那年秋天，收成不好。到了年底，连本带利要还十五两。我们还不出来，向家说可以‘展期’——就是把利息算进本金，重新立据。就这样，十两变十五两，十五两变二十二两，二十二两变三十三两……”

    她每说一个数字，堂外的百姓中就有人发出压抑的抽气声——太多人有同样的遭遇了。

    “到了第二年年底，要还六十七两。第三年年底，要还一百零三两。”陈氏的声音突然变得异常平静，那种平静比哭喊更让人揪心，“家里能卖的都卖了，田卖了，房子抵了，还不够。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向家来了十二个人。”

    “他们把我丈夫拖到院子里，用棍子打，用鞭子抽。我跪在地上磕头，说再宽限几天，我们去借，去讨饭……向家二少爷向武说：‘你们这种穷骨头，活着也是浪费粮食。打死算了。’”

    她说到这里，停顿了很久。两个孩子在她身后小声啜泣。

    “我丈夫……是被活活打死的。”陈氏抬起头，眼睛里没有泪，只有一片死寂，“他们打了半个时辰。我丈夫一开始还求饶，后来就不出声了。我爬过去摸他的鼻子，已经没气了。”

    “可向家还不罢休。”她的声音陡然尖厉起来：“他们说，夫债妻偿，父债子偿！要把我卖到窑子里，要把我女儿卖给人家当童养媳，要把我儿子……扔进襄江喂鱼！”

    “要不是邻居报官，衙役来得快，我们娘仨……”陈氏说不下去了，她转身紧紧抱住两个孩子，浑身发抖。

    堂外，许多妇人已经捂着脸哭出了声。

    就在此时，一个声音从人群中炸响：

    “学生可作证！”

    众人望去，只见一个穿着破旧儒衫的书生，一瘸一拐地从人群中走出。他约莫三十岁，左腿明显瘸着，走路时需要用手撑着膝盖。

    两个锦衣卫将他带上堂。书生跪地叩首：“学生周文渊，原籍襄州，曾是向家账房先生。学生有罪——学生助纣为虐三年，直到这条腿被打断，才幡然醒悟！”

    他从怀中掏出一本手抄的账簿，纸张已经发黄卷边，但字迹工整清晰：

    “这是学生在向家三年间，暗中誊抄的‘死账’——所谓‘死账’，就是已经‘处理干净’，不再计入明面账目的债务。七年来，被向家高利贷逼死的，一共十三条人命！”

    他翻开其中一页，朗声诵读：

    “永昌元年年五月，西郊佃农张老四，借银八两购牛，利滚利至四十五两，被逼服毒。向家夺其田三亩，房两间。”

    “永昌二年八月，城南篾匠李二，借银五两为母治病，滚至三十两。李二无力偿还，被向家打手打断双腿，三日后投井。向家将其妻卖与贩奴商，得银二十两。”

    “永昌三年九月，码头力夫王麻子……”

    每念一条，堂外就多几声压抑的啜泣。念到第七条时，已经有人昏厥过去——那是死者的亲属。

    向明德跪在堂下，浑身抖得像筛糠：“那是……那是他们自己想不开……与我向家无关……”

    “无关？”李存宁的声音冷得像腊月寒冰：“陆千户，传向家‘催收头目’刘疤子。”

    刘疤子是被锁链拖上来的。

    这个脸上有一道从额角划到嘴角的狰狞刀疤的彪形大汉，曾经是襄州城让人闻风丧胆的人物。可此刻，他像条丧家犬，趴在地上不敢抬头。

    陆向东一脚踩在他背上：“刘疤子，永昌五年腊月二十三，陈家沟向五一家，是谁带人去催债的？”

    “是……是小人。”刘疤子声音发抖。

    “谁下令打人的？”

    “是……是二少爷向武。他说，这种穷骨头，不打不服。”

    “打死了怎么办？”

    刘疤子沉默了。

    陆向东脚下用力，刘疤子惨叫一声：“说！”

    “二少爷说……说打死了正好，尸首拉到城西乱葬岗埋了，神不知鬼不觉。他还说……”刘疤子咽了口唾沫：“‘不埋一两个，镇不住那些穷骨头’。”

    堂外一片哗然。

    刘疤子继续说，声音越来越低，但每一句都清晰得可怕：

    “向五是被铁尺打在后脑上死的。我们拖尸首时，他手腕上还缠着半截麻绳——那是他妻子绑在他手上，想拉住他不让他挨打的绳子。埋他的时候，二少爷让我们在他身边埋了七枚铜钱，摆成北斗七星状……说这是‘镇魂’，免得冤魂索命。”

    “埋在哪里？”

    “城西乱葬岗，老槐树下第三块青石板底下。”

    李存宁立即看向靳鸿宾：“靳大人，即刻派人，带着仵作和向五的亲属，去城西乱葬岗勘验！”

    靳鸿宾起身领命，亲自带着一队人马疾驰而去。

    等待的半个时辰，是漫长的煎熬。

    堂上堂下，数万人沉默着。只有陈寡妇和两个孩子低低的啜泣声，还有向明德父子牙齿打颤的声音。

    李存宁坐在主位上，闭着眼睛。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那平静的表面下，是即将喷发的火山。

    终于，马蹄声由远及近。

    靳鸿宾一身尘土回到堂上，身后跟着四名军士，抬着三具用白布包裹的骸骨。白布上还沾着新鲜的泥土。

    仵作上前，跪地禀报：“殿下，城西乱葬岗老槐树下，掘出三具骸骨。经勘验，均为成年男性，死因均为颅骨碎裂。其中一具骸骨右手腕骨处，缠绕半截麻绳，麻绳材质与陈氏所述一致。”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发颤：“更骇人的是，三具骸骨旁，均发现七枚铜钱，摆放成北斗七星状。铜钱为‘永昌通宝’，与刘疤子所述完全吻合。”

    白布被掀开。

    陈寡妇只看了一眼，就发出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哀嚎，扑了上去：“五哥——五哥啊——”

    她抱着那具腕缠麻绳的骸骨，哭得几乎昏死过去。两个孩子也扑上去，抱着母亲的腿，放声大哭。

    铁证如山。

    向明德终于崩溃了，他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额头砸在青石板上，砰砰作响：

    “殿下饶命！殿下饶命啊！小人愿献出向家全部家产！一百万两！两百万两！只求留我父子一条狗命！求殿下开恩！开恩啊——”

    向文、向武也跟着磕头，父子三人的额头很快血肉模糊。

    李存宁缓缓站起身。

    他走到公案前，看着下面磕头求饶的向家父子，看着抱着丈夫骸骨痛哭的陈寡妇，看着堂外那些举着当票、血衣、卖身契的百姓。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大，却像惊雷般炸响在每一个人耳边：

    “人命，若能拿银子抵——”

    他顿了顿，每一个字都咬得极重：

    “那王法，何在？”

    “天理，何在？”

    “民心，何在？”

    三声质问，一声比一声高，一声比一声重。到最后一声时，向明德已经瘫软在地，面如死灰。

    李存宁转身，面向堂外万民，朗声宣判：

    “向明德，犯故意杀人罪十三条！逼良为娼罪九起！强占民产罪四十七项！私设刑堂、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数罪并罚，依《大明律》，判——斩立决！”

    “其子向文，主理向家钱庄，设计‘驴打滚’毒计，判斩立决！”

    “其子向武，亲手下令杀人，手段残忍，罪行累累，加判——枭首示众三日！首级悬于襄州城门，以儆效尤！”

    “向氏家产，尽数抄没！三族之内，男丁发配北疆为戍卒奴，永世不得返乡；女眷没入官坊，三代不得脱籍！”

    判决一出，堂外先是死寂，随即爆发出震天的欢呼。

    数十名曾受高利贷所害的百姓，齐刷刷跪倒在地。他们沉默地举起手中的物件——发黄的当票、带血的血衣、残缺的断指、墨迹模糊的卖身契……

    那些物件在阳光下，像一片无声的碑林。

    每一件，都是一条人命。

    每一件，都是一个破碎的家。

    就在此时，李存宁忽然转过身，看向一直沉默坐在一旁的靳鸿宾。

    他的脸色变得异常凝重，声音也沉了下来：

    “靳大人。”

    靳鸿宾起身：“臣在。”

    “三年前，景泰元年春。”李存宁一字一句地问，“当时朝廷已经接掌襄州道。按照朝廷新政，接管一地之后，第一要务就是清丈田亩，重新分配。第二要务，就是由官府统一售卖粮种，价格与市价相当，确保百姓春耕无忧。”

    他顿了顿，目光如刀：“那为何，陈氏的丈夫向五，还需要去借高利贷买粮种？”

    这个问题问出来，公堂内外，瞬间安静得可怕。

    所有人都看向了靳鸿宾。

    这位襄州道台缓缓站起身。他没有回避李存宁的目光，而是深深一揖：“殿下明察。此事……责任在臣。”

    李存宁眉头微皱：“说清楚。”

    靳鸿宾直起身，声音清晰而沉稳：“景泰元年春，朝廷确实调拨了三十万斤粮种至襄州。但那批粮种，是江南育种司培育的。”

    他看向堂外百姓：“襄州的父老应当记得，景泰元年春，襄州遭遇了五十年一遇的倒春寒。江南育种的水稻种子耐寒性差，若在襄州播种，发芽率不足三成，即便发芽，也会在抽穗期因寒潮而大面积减产。”

    堂外有老农低声附和：“是……那年春天特别冷，很多稻种都烂在地里了。”

    靳鸿宾继续道：“臣接到粮种后，立即派人试种。结果证实，这批粮种确实不适宜襄州气候。若按朝廷命令售卖，秋后襄州将颗粒无收，届时饿殍遍野，恐酿大祸。”

    “臣三次上书朝廷，请求调换粮种。但当时江南亦遭水患，粮种短缺，朝廷回复说，让臣‘就地解决’。”

    他深吸一口气：“臣无奈，只能在襄州境内紧急采购本地粮种。可那年倒春寒，许多粮商囤积居奇，本地粮种价格飞涨。官府库银有限，最终只采购到十五万斤，还不到需求量的一半。”

    “臣下令，优先保障军户、烈属、孤寡。普通农户……只能自行解决。”靳鸿宾说到这里，声音有些沙哑：“是臣无能，是臣辜负了朝廷重托，辜负了襄州百姓。”

    他撩起官袍，跪倒在地：“此事所有往来文书、采购账目、试种记录，臣已整理成册，随时可供殿下查验。一切罪责，臣愿一力承担。”

    公堂内外，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没想到，真相竟然是这样。

    李存宁沉默了许久。

    这件事他是知道的，而且当时他也看过奏折，只是时间长了就忘记了，当时李朝宗刚登基称帝就跑去了北方找路朝歌去打草原，将朝廷事务一股脑的全都扔给了十岁的他，那是他第一次正经接受政务，忙中出错在所难免，可是他没想到当年的那件事，会有这么严重。

    他看着跪在地上的靳鸿宾，看着堂下抱着丈夫骸骨痛哭的陈寡妇，看着那两个面黄肌瘦的孩子。

    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动作——

    他站起身，走下公案，一步一步，走到陈寡妇面前。

    在数万人的注视下，这位大明王朝的太子，未来的皇帝，对着一个普通的农妇，深深一躬。

    不是拱手，不是点头。

    是弯腰九十度，标准的、郑重的躬身行礼。

    “陈三娘。”李存宁的声音清晰而沉重：“你丈夫之死，朝廷有责。”

    他直起身，目光扫过堂外所有百姓：

    “三年前，朝廷新立，百废待兴。朝廷想的是尽快让百姓有田种、有粮吃，所以制定了‘官府售种’的政策。但朝廷忽略了——大明疆域万里，南北气候迥异，一套政策，难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朝廷更忽略了——政策执行中，会有意外，会有困难。当地方官发现粮种不适宜时，朝廷没有及时调整，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

    他重新看向陈寡妇：“所以，你丈夫不是因为懒惰而借高利贷，不是因为愚昧而签下毒契。他是因为相信朝廷，相信官府，才等到最后，等到粮种无望，才不得不走向向家的钱庄。”

    “他本可以不死的。”

    李存宁的声音有些发颤：“如果朝廷考虑得更周全一些，如果地方官能得到更多的授权和资源，如果……”

    他没有说下去。

    因为所有的“如果”，都改变不了向五已经变成一具骸骨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