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体验周结束后的第七天,周观察员的评估报告送到了县文旅局。
报告出乎意料地详尽,足有三十多页。李副局长在电话里对岩叔说:“老岩啊,周科长这份报告写得……很不一样。没有套话,全是事实和思考。局里开了专题会,大家看完都很受触动。”
报告的核心结论是:那拉村的实践证明了“社区主导型生态旅游”在小规模、高门槛条件下的可行性。它可能无法快速创造大规模经济收益,但其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远超普通旅游项目。报告建议县里将那拉村纳入“乡村振兴特色案例库”,提供政策支持和小额启动资金,同时建议将这种模式命名为“那拉范式”,在县内其他有条件村寨谨慎推广学习。
报告的附件里,还有周观察员手写的一封信,是单独给那拉村议事小组的:
“……在那拉村的五天,我常常忘记自己‘观察员’的身份。我看到玉婆采药时眼里的光,听到岩叔巡山时对每棵树的熟悉,感受到阿强、阿美、阿旺你们在守护与开放之间的那份如履薄冰又坚定不移的心意。最打动我的,是深夜寻找失踪摄影师时,你们展现的专业、团结和担当。那不是一个被管理的社区,而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生命体。希望你们保持这份‘主体性’,它比任何外来资金都珍贵。我会继续关注那拉村,以一个学习者、朋友的身份。谷雨将至,愿雨水滋润,万物生长。周文娟。”
岩叔在议事小组会上念了这封信。大家沉默了片刻。
“这个周同志……是个明白人。”玉婆缓缓道。
阿旺挠挠头:“那咱们算是……通过了?”
“通过了县里的评估,”阿强纠正道,“但对我们自己来说,考验才刚刚开始。”
县里的支持很快落到实处:那拉村正式列入县级特色案例,获得五万元启动资金,用于完善学习中心的设施和制作更专业的解说材料。更重要的是,政策允许那拉村在《公约》框架下,自主规划和管理小规模旅游活动,县里只做备案和必要协助。
消息传开,邻村有人羡慕,也有人不以为然。“搞那么多规矩,能挣几个钱?”“听说就来了十几个人,还不够折腾的。”
这些议论,那拉村人听到了,但并不争辩。清明雨渐歇,天气转暖,山林从嫩绿转向更深沉的翠色。春耕开始了。
按照传统,谷雨前后要播下旱稻和玉米。今年,议事小组决定在村东头划出一小片“体验农园”,访客可以在村民指导下参与播种——但严格限制人数和区域,核心农田不开放。
“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杨研究员在小组会上说,“让外面的人知道,食物不是超市里长出来的,是土地、雨水、劳动和时间的礼物。”
玉婆点头:“谷雨断霜,种瓜点豆。这时候下的种,带着雨水的灵气,长得旺。”
阿强负责设计农园体验流程。他找到许兮若和高槿之商量。高槿之自从上次被玉婆“点化”后,整个人沉静了许多,不再急着推销“高端民宿”方案,反而开始认真研究那拉村的物候和农事历。
“我觉得可以设计一个‘谷雨三候’的体验系列,”高槿之拿出笔记本,“初候萍始生——带访客认识水塘里的浮萍,讲解水生生态;二候鸣鸠拂其羽——观察布谷鸟,听村民讲鸟和农事的关系;三候戴胜降于桑——认识桑树和蚕桑文化。最后才是播种体验。”
许兮若眼睛一亮:“这个框架好!把文化、生态和农事自然串联起来。”
高槿之也赞同:“那就按这个思路准备。不过还是要控制规模,这次最多接待十人。”
谷雨前三天,县里转来了第二批访客申请。这次有二十多人报名,那拉村按照《公约》审核,最终选了八位:一位农业大学的生态农业教授、两位自然教育机构老师、一家四口(父母是作家和画家,带着两个孩子)、还有一位纪录片导演。
纪录片导演大家都叫他老赵,五十多岁,话不多,但提出的拍摄计划非常详细:他想用一个月时间,跟拍那拉村从谷雨到立夏的完整农事周期和社区生活,制作一部三十分钟的短片。
议事小组专门为这个申请开了会。
“一个月?这也太长了!”阿旺首先反对,“咱们哪有精力天天被拍?”
岩叔沉吟:“他说了,不会干预正常生活,主要是观察和记录。而且他愿意遵守所有公约,包括支付合理的住宿伙食费,还提出可以帮忙整理村里的老照片和口述历史。”
杨研究员从专业角度分析:“纪录片和新闻报道不同,需要时间沉淀和观察。如果他能真实记录,对那拉村来说是很有价值的文化档案。”
玉婆问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个导演,心正不正?是想猎奇,还是真想看懂咱们?”
阿强想起周观察员的推荐信——老赵是她介绍的,说是“一位真正尊重在地文化的纪录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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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表决,六票赞成,三票反对。老赵的拍摄计划被批准,但他要和其他访客一样,先参与谷雨体验活动,之后才能开始独立拍摄。
谷雨当天,无雨。
清晨天空湛蓝,阳光明晃晃的。玉婆抬头看天,眉头微皱:“谷雨不下雨,不是好兆头。地气还没润透。”
但活动还得照常进行。八位访客上午抵达,分配住宿后,下午正式开始“谷雨三候”体验。
农大教授姓秦,是个精瘦的老头,一到就钻进田埂,抓起一把土捻了捻:“土质不错,有机质含量高。你们不用化肥?”
岩叔点头:“祖祖辈辈都用农家肥。林子里的落叶烂了也是肥。”
秦教授连连称赞:“这才是可持续农业。现在很多地方土壤板结,就是化肥用多了。”
自然教育机构的两位老师则对“小小导览队”感兴趣,拉着孩子们问东问西,记录他们怎么描述山林和鸟兽。
作家和画家一家四口安静得多。父亲拿着小本子随时记录,母亲则用素描本快速勾勒村寨景色。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五岁,怯生生地拉着妈妈衣角。
老赵导演最忙碌。他扛着摄像机,但很少开机,更多时间是观察,和村民聊天。他跟玉婆聊了整整一个下午,关于节气、草药、梦兆。玉婆破例说了很多,最后感叹:“你这人,眼睛里有耐心。”
第一天的体验顺利结束。晚上围炉夜话,秦教授分享了生态农业的前沿理念,但强调:“你们传统的轮作、林耕、农家肥,其实是最符合生态原则的。现代科技应该用来辅助和优化传统智慧,而不是替代。”
作家则念了一段当天写的文字:“在那拉村,时间不是数字,而是物候。人们不看钟表,看日影、看花开、听鸟鸣。谷雨该播种了,不是因为日历上说,而是因为泥土的温度、空气的湿度、布谷鸟的叫声都在说:时候到了。”
夜深人散,阿强站在学习中心门口,看着满天星斗。老赵走过来,递给他一支烟。
“我不抽烟,谢谢。”
老赵自己点上,深吸一口:“我拍过十几个少数民族村寨,有的开发成景区,人山人海;有的荒废了,只剩老人。你们这样……不多见。”
“我们只是不想失去自己。”
“难。”老赵吐出一个烟圈,“非常难。外面的诱惑太大了。我见过太多开始信誓旦旦,最后挡不住金钱攻势的村子。”
阿强沉默。他知道老赵说的是实话。
“但你们有个优势,”老赵继续说,“你们有玉婆这样的定海神针,有岩叔这样的实干者,有你这样能在两边架桥的年轻人。还有那份《公约》——那不是贴在墙上的装饰,是真正在用的规矩。”
“您觉得我们能坚持多久?”
“看你们想要什么。”老赵把烟蒂踩灭,“如果只是想过上好日子,这条路太慢。如果是要活得有尊严、有根,那这条路再难也得走。”
第二天,按照计划是播种体验。玉婆却一早召集了老把式们,在村口那棵大榕树下开会。
“谷雨无雨,地气干。这时候强行下种,出苗不齐,苗也弱。”玉婆说,“我昨夜观星,云气从东南来,最迟明天有雨。咱们改期,明天再播。”
岩叔有点犹豫:“可访客的安排……”
“实话实说。”玉婆斩钉截铁,“农耕看天吃饭,这就是最真实的道理。让他们看看咱们怎么顺应天时,比硬凑出来的‘体验’更有价值。”
阿强把决定告诉访客们,解释了原因。大家不仅没有失望,反而更感兴趣。
秦教授感慨:“这就对了!现代农业最大的问题就是试图对抗自然,用大棚、灌溉、化肥强行改变作物周期。你们这种对天时的敬畏,是真正的智慧。”
于是第二天活动临时调整。上午,玉婆带大家采集制作“谷雨茶”——雨前茶的最后一批嫩芽。下午,老赵提议做一个口述历史工作坊,请老人们讲述谷雨的记忆。
波罕大叔讲起六十年前的大旱:“那年的谷雨,一滴雨都没有。田裂得像龟背,种子撒下去,硬是发不出芽。全村人求雨,祭了三天三夜。第四天,雨来了,瓢泼大雨,下了两天两夜。可是晚了,那年收成不到三成。”
“那怎么办?”画家问。
“怎么办?吃野菜,挖山薯,互助。那拉村没有饿死过人,再难的时候,都是你匀我一口,我分你一勺。也是那年,立下规矩:村里的水源林,永远不能砍;公共粮仓,年年要留底。”
作家飞快记录着,眼圈发红。
傍晚,果然起了风。东南方的天空堆起铅灰色的云层。玉婆站在屋檐下,伸手试风:“雨来了。”
入夜,雨声如期而至。先是几滴,然后渐密,最后成了连绵的雨幕。雨打芭蕉,淅淅沥沥,持续了一整夜。
第三天清晨,雨停了。天空还阴沉着,但空气湿润清新。泥土喝饱了水,散发出特有的芬芳。
播种体验正式开始。村民们拿出珍藏的老种子:红米、紫玉米、五彩豆。玉婆先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向土地神和谷神敬茶、念祷词。访客们安静地站在一旁,感受这份庄重。
然后大家下田。秦教授是行家,教大家怎么开沟、怎么撒种、怎么覆土。“深浅要合适,深了出不来,浅了会被鸟吃。覆土要均匀,不能太实……”
两个孩子玩得满身是泥,但种得极其认真。八岁的哥哥对五岁的妹妹说:“这是我们种的玉米,秋天要回来看它们长多高!”
画家母亲用画笔记录这一幕:雨后的农田,弯腰播种的人群,远处云雾缭绕的山林。
老赵的摄像机静静转动,捕捉着细节:老人手上的老茧,孩子眼中的好奇,种子落入泥土的瞬间。
播种结束,大家站在田埂上,看着那片刚刚播下的土地。泥土湿润,垄沟整齐,仿佛在等待生命的萌发。
玉婆说:“谷雨种下的,不光是种子,也是一年的希望。接下来,要除草、要间苗、要守护。农事如人事,下了功夫,才有收成。”
体验活动在第三天下午结束。访客们带着满手的泥土和满满的心事离开。老赵留了下来,正式开始为期一个月的拍摄。
他的存在很快变得自然而然。早上跟村民一起起床,拍晨雾中的村庄;白天跟不同的人劳作,记录各种细节;晚上整理素材,偶尔和村民喝茶聊天。他从不要求摆拍,也不干扰正常生活,只是静静地观察和记录。
阿强发现,老赵的镜头有一种特别的温度。他拍玉婆采药时颤抖但精准的手,拍岩叔巡山时抚摸树皮的瞬间,拍阿美教孩子认植物的耐心,拍自己深夜在学习中心整理资料的背影。
“您为什么总拍这些细小的东西?”阿强问。
“因为真实的生活在细节里。”老赵说,“大场面谁都会拍,但细节里有灵魂。”
谷雨过后,天气彻底转暖。山林进入最旺盛的生长期。那拉村的日常继续:巡山、劳作、学习中心每周两次的夜校、每月一次的议事会。
老赵的拍摄还在继续。他开始整理村里的老照片——大多是十几二十年前拍的,有些已经泛黄模糊。他借来扫描仪,一张张扫描修复。
一天下午,老赵拿着一张老照片找到玉婆:“婆婆,这张照片您还记得吗?”
照片上是年轻时的玉婆,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站在村口大榕树下。孩子笑得灿烂,玉婆的眼神温柔。
玉婆接过照片,手微微颤抖:“这是……阿美的爸爸。”
阿强愣住了。她父亲在她五岁时因病去世,留下的照片很少。
“这是我爸?”
玉婆点头,摩挲着照片:“那会儿他才两岁半,淘气得像只猴子。这张照片……是县里来的第一个照相师傅拍的。你爸看到黑乎乎的镜头,吓得直往我怀里钻。”
老赵轻声说:“我可以把这张照片修复得更清晰,再洗一张大的给您。”
玉婆的眼眶湿润了:“好……好啊。”
这件事在村里传开,更多的人翻箱倒柜找老照片。老赵的工作室(临时设在学习中心的一个角落)排起了队。他一一扫描、修复,答应每人送一张电子版和一张冲洗版。
“您这是额外的工作了。”阿强说。
“值得。”老赵眼睛盯着扫描仪屏幕,“这些照片是你们的根。根不能断。”
四月底,立夏前三天,老赵的拍摄进入最后阶段。他提出想拍一个全村人的合影,就在村口大榕树下。
那天下午,只要在村里的人,都换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老人们坐在前排的凳子上,中年人站在后面,孩子们蹲在最前面,年轻人簇拥在四周。老赵架好三脚架,调好自动快门,跑到人群中。
“三、二、一——”
快门按下。一张完整的全村福诞生了。
第二天是老赵离开的日子。他在学习中心做了最后一次放映,展示了这一个月来的精选片段。
没有解说,只有画面和自然声:晨雾中的村庄、雨滴落在芭蕉叶上、玉婆采药的手、岩叔巡山的背影、孩子们的笑声、播种时弯腰的弧度、夜校里认真的脸庞、议事会上的争论、全村福的笑脸……
放映结束,一片寂静。然后掌声响起,持续了很久。
玉婆站起来,走到老赵面前,握住他的手:“你拍到的,是那拉村的魂。谢谢你。”
老赵深深鞠躬:“该说谢谢的是我。这一个月,我学到的比我拍到的多。”
送走老赵,那拉村恢复了往日的节奏。但有些东西已经不同了。
学习中心里多了一面“记忆墙”,挂着老赵修复和拍摄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从过去到现在。阿生常看到村民在那里驻足,指着某张照片说:“看,这是我爷爷年轻时……”“这是我结婚那天……”
谷雨播下的种子已经发芽,嫩绿的苗破土而出,整齐地排列在田垄上。每天都有村民去查看,除草,间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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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前一天,议事小组开会。岩叔带来一个消息:邻村有人想学那拉村的模式,问能不能来参观学习。
“咱们自己还在摸索,哪能教别人?”阿旺说。
杨研究员却有不同看法:“交流是好事。我们可以坦诚分享经验教训,但也要明确——每个村情况不同,不能照搬。”
玉婆慢慢地说:“谷雨的时候,咱们播了种。现在苗出了,得精心照料。这时候有人来学,是好事。但记住,咱们的根扎在这片土地,别人的根在别处。可以分享雨水阳光,但不能连根拔起送人。”
最终决定:欢迎邻村派代表来交流,但仅限小规模、非正式的学习。那拉村不提供“模式”,只分享“故事”。
立夏当日,天气晴好。清晨,阿强照例去巡山。走到半山腰,回头望去,村庄在晨光中苏醒,炊烟袅袅升起。
他想起了清明时的忐忑,谷雨时的播种,这一个多月的生长。老赵的镜头,周观察员的报告,访客们的反馈,村民们的坚持……所有的片段,像雨水汇入溪流,滋养着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
手机响了,是许兮若发来的信息:“立夏快乐。今晚学习中心有‘立夏尝新’活动,别忘了。”
阿强回复:“不会忘。正在看咱们的村庄,真美。”
他继续向上走。山路蜿蜒,两旁树木葱茏。阳光透过叶隙洒下斑驳光影,鸟鸣声声。
玉婆说得对,每个节气有每个节气的使命。清明清洁,谷雨播种,立夏生长。那拉村的路还长,但根已经扎下,苗已经出土。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守护这份生长,直到下一个节气,再下一个节气。
阿强走到山顶,极目远眺。群山连绵,云雾缭绕。山风拂面,带着初夏的暖意和植物的清香。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
“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那拉村也在长大——不是向外扩张,而是向内扎根,向上生长。我们依然会面临风雨,会遭遇质疑,会有内部的摩擦和外部的诱惑。但我们有了更清晰的‘自知’:知道我们是谁,要守护什么,能承受什么,该走向何方。谷雨播下的种子已经发芽,清明洗涤的心灵更加清明。路还在延伸,每一步都更踏实。因为每一步,都踩在自己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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