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樰听朱霖这意思，似乎对金鹰奖也志在必得。见她把飞天女神奖杯摆在自己面前，爱不释手的样子，龚樰才反应过来，这是跟自己显摆“我有你没有”呢。龚樰戳了一下霖姐的脑门，幼稚，虽然自己小几个月...县医院的白炽灯在头顶嗡嗡低鸣，像一只困在玻璃罩里的老蜂。林卫国攥着挂号单站在儿科诊室外，指节发白，纸边被汗洇出几道淡黄褶皱。他脚上那双洗得泛灰的解放鞋鞋带松了一根，垂在水泥地上，沾了点灰，却没人顾得上弯腰系——怀里六岁的林小满正烧得浑身滚烫，小脸烧成一片病态的胭脂红，嘴唇却干裂起皮，呼吸又浅又急，每一下都像小猫爪子挠在人心尖上。“爸……”她眼皮半掀，声音细若游丝，“肚子里……有火龙在打滚……”林卫国喉头一紧，没应声，只把女儿往上托了托，后背绷成一道僵直的弧线。他身后，十二岁的林大勇抱着搪瓷缸子蹲在墙根，缸子里是刚接的温开水，水面上浮着两片蔫了的橘子皮——那是他偷偷从拜年亲戚篮子里顺来的，没敢告诉爹，怕挨骂。他低头盯着自己磨破的球鞋尖，右脚拇指顶得鞋帮鼓起一小块，像只倔强的虫子。诊室门“吱呀”推开，穿白大褂的医生探出半张脸：“林小满？进来。”林卫国一步跨进屋，顺手把门带上。屋里药味浓得化不开，混着消毒水和陈年木头受潮的微酸气。医生坐在桌后，鼻梁上架着副断了腿、用胶布缠了三层的眼镜，翻了翻林小满的舌苔，又用听诊器贴她胸口听了半晌，末了摘下眼镜，拿袖口擦了擦镜片：“病毒性肠胃炎，不严重，但孩子底子虚，得吊两天水，压住这股邪火。”“吊水？”林卫国眉心拧成疙瘩，“多少钱？”“青霉素一支八分，葡萄糖一瓶三毛二，加个注射费五分——总共四毛五。”医生提笔开方，钢笔尖刮着纸沙沙响，“明早八点来，别迟了。记住，今儿晚上别喂奶，米汤也别给，就喝这点温水。”他指了指林大勇手里的搪瓷缸。林卫国点头，接过药方时指尖蹭过医生手背，凉得像摸了块井水浸过的青砖。他转身出门，看见林大勇还蹲在原地，缸子里水纹都没晃一下。他喉结上下一滚，把药方折好塞进胸前口袋，那地方还贴着早上拜年时收的三张压岁钱——两毛、五分、一分，叠得整整齐齐，边角压得发亮。“走。”他声音哑得厉害。回村的土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天边一钩残月，薄得像片柳叶刀。林大勇打头，手里晃着支手电筒，光柱抖得厉害，照见前头野狗窜过田埂的残影；林卫国抱小满居中，脚步沉得陷进泥里半寸；最后是林卫国媳妇周秀英，拎着空药包，鞋跟踩断了两次，硬是咬着牙一声没吭。她左手一直按在左肋下——那儿有颗去年查出来的胆结石，疼起来像有人拿锥子钻肋骨缝，可今晚她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进了院门，林卫国把小满轻轻放在东屋炕上。炕是热的，白天周秀英烧了半筐玉米芯，余温尚存。他解下女儿棉袄扣子，露出里面洗得发软的蓝布小褂，襟口绣着歪歪扭扭的两只小鸭子——那是周秀英熬夜绣的，针脚粗细不均，一只鸭子眼睛大一只小，小满总说大的那只叫“爸爸鸭”，小的叫“妈妈鸭”。“大勇，去灶房舀碗热水来。”林卫国吩咐完，转头对周秀英说，“你歇着，我守着。”周秀英没动，只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半截蜡烛、三根火柴、还有一小撮晒干的艾草。“点上吧，”她说，“驱邪气。”声音轻得像怕惊了睡着的孩子，“昨儿王婶说，她家娃也是这症候，点艾草熏了三天，就好了。”林卫国没说话，划亮火柴。烛火“啪”地跳了一下，映得他眼窝深得像两口枯井。他把艾草捻碎撒进铁皮盆，火苗舔上去，腾起一股青烟，苦香混着焦糊味弥漫开来。小满在昏睡里翻了个身，嘴里含混咕哝：“爸爸鸭……飞走了……”林卫国的手顿在半空。第二天清早五点，天还墨黑，林卫国已站在村口老槐树下。他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领口磨出了毛边，袖口却用黑线密密匝匝缝过两层——那是周秀英怕他干活磨破，连夜补的。他脚下放着个竹编食盒，盖子严严实实扣着，里头是周秀英熬了半夜的葱油面：面条细匀，油星金黄，葱花碧绿，最底下压着两个荷包蛋，蛋白嫩得颤巍巍，蛋黄凝成琥珀色的小太阳。六点整，村广播喇叭突然炸响，震得槐树叶子簌簌往下掉灰：“……全体社员注意！今天上午八点，大队部召开‘春耕备耕动员暨先进生产者表彰大会’！各生产队队长带好本队台账，社员代表带好锄头、铁锹，准时到场！缺席者，扣工分五分！”林卫国肩头一耸，像被那“扣工分”三个字抽了一鞭子。他低头看表——上海牌手表，表蒙子裂了道细纹，是去年修拖拉机时被扳手磕的，但走时准得很，秒针一下下敲着表壳，像心跳。六点零七分。他掀开食盒盖，热气裹着葱香扑上来，熏得他眼睛发涩。他夹起一根面条，吹了三口气，凑到嘴边抿了一小口——咸淡刚好，油润不腻。他咽下去，喉结滚动，仿佛吞下一块温热的炭。七点四十分，林卫国抱着小满进了县医院大门。走廊里人挤人，全是攥着药方等打针的社员。他排在队伍末尾，前面是个剃秃瓢的老汉，正把药方举到眼前眯缝着眼念：“氨……苄……西……林……啥玩意儿？”旁边穿的确良衬衫的年轻人嗤笑：“大爷，这药名比您家猪圈还难念！”老汉恼了，抄起旱烟袋敲对方小腿：“你懂个屁！我孙女前天吊这个，吊完能跑三里地！”林卫国没吭声，只把小满往上托了托。孩子烧退了些，眼睛睁开了，湿漉漉地望着天花板，忽然伸出小手，指向墙皮脱落处：“爸爸，那朵云……在吃棉花糖。”林卫国顺着她手指看去，果然有片霉斑，形如卷云，边缘毛茸茸的，像真裹着团甜腻的絮。他喉咙发紧，想笑，嘴角刚翘起一点，又塌了下去。八点整，护士推着药车过来，白口罩遮住半张脸，只露一双细长的眼睛：“林小满？”“哎！”林卫国忙应声。“青霉素皮试。”护士撕开棉签包装，酒精味刺鼻，“疼就喊出来。”小满咬住下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就是不出声。针尖扎进胳膊内侧那片细嫩皮肤时，她猛地闭眼，睫毛剧烈颤动，像被蛛网困住的蝶翅。林卫国攥着她另一只小手，掌心全是汗，指甲掐进自己掌心，留下四个月牙形的白印。皮试阴性。护士麻利地配药、排气、扎针。小满抽了抽鼻子，忽然说：“爸爸，我想吃糖。”林卫国一怔。他兜里只剩一分钱硬币，是昨晚小满发烧时，他摸遍全身，从袜筒里抠出来的——预备着万一要买冰棍降体温。他摸出来，铜钱冰凉，上面“1979”四个字被岁月磨得模糊不清。他把它放进小满手心，小满攥紧，铜钱硌着她小小的手掌，像攥住一颗微小的太阳。“这是糖做的，”林卫国声音低沉，“含着，甜。”小满真就含住了，舌尖抵着铜钱边缘，慢慢咂摸。她眼睛亮起来，像两粒浸了水的黑豆：“嗯……有点锈味，但后头……是甜的。”林卫国没说话，只是把她额前汗湿的碎发往后拨了拨。窗外，一队归燕掠过青瓦屋檐，翅膀剪开清晨稀薄的阳光。十点，林卫国抱着挂完第一瓶水的小满走出医院。阳光刺得他眯起眼。他下意识摸向胸前口袋——药方还在，可那三张压岁钱不见了。他心头一沉，手伸进去掏，指尖只触到粗糙的布料和一枚硬物：是那枚一分钱硬币，不知何时从小满手里滑落，又掉进他口袋深处。他站定，抬眼望向县城方向。供销社百货大楼的玻璃窗在日光下反着刺眼的光，像一块巨大的、冰冷的冰。他记得那里柜台上摆着玻璃罐，里头是五颜六色的水果糖，一分钱一颗，橙子味最抢手，糖纸剥开时会“嘶啦”一声脆响，像春天第一声惊雷。林卫国没回头。他抱着小满往村口走，脚步越来越快。风灌进他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管，鼓荡如帆。路过供销社门口时，他眼角余光扫过橱窗——玻璃罐还在，糖粒在阳光下折射出蜜色光泽。他喉结上下一滚，把小满往上颠了颠，孩子软软的额头贴着他脖颈，带着微汗的暖意。下午三点，林卫国蹲在自家院子里砸石头。不是修猪圈，也不是垫鸡窝。他面前堆着小山似的青石块，是昨天从河滩上捡回来的。他右手握着把钝了刃的铁锤，左手攥着块棱角锋利的青石，一下，又一下，砸在另一块更大的石头上。碎石迸溅，火星四溅，他额角青筋暴起，汗珠沿着太阳穴往下淌，在下巴尖悬着，迟迟不落。周秀英端着碗凉白开过来，蹲在他身边，没说话，只把碗递过去。林卫国接过来，仰头灌了一大口，水顺着下颌流进衣领。他放下碗，抓起块拳头大的石头，铁锤高高扬起——“砰！”石屑纷飞。他砸的不是石头，是那张被揉皱又展平的药方上“四毛五分”四个字；是广播喇叭里“扣工分五分”的铁音；是供销社橱窗里那罐永远买不起的橙子糖；是小满含着铜钱说“后头是甜的”时，他胸腔里那阵又酸又胀、几乎要冲破肋骨的闷响。林大勇放学回来，书包甩在墙根，默默蹲在父亲身边。他拿起块小石子，学着父亲的样子，用块瓦片当锤子，一下下砸着。石粉沾了他满脸，像抹了层灰白的戏妆。夕阳熔金时，林卫国停了手。他摊开手掌，上面全是血口子，混着黑灰，渗出血丝。他看着那些伤口，忽然问：“大勇，你数学考第几？”“第三。”林大勇头也不抬，继续砸，“算术题全对，应用题错了一道。”“哪道？”“……鸡兔同笼。我算了三遍，还是少两只脚。”林卫国没笑。他起身，走到院角那棵老枣树下，搬开半块压着树根的青石板。石板下埋着个搪瓷缸，缸里没有水，只有一叠泛黄的纸——是三年前他在县农机站当临时工时，偷偷抄下的《小型柴油机维修手册》残页，还有几页手绘的齿轮啮合图，线条歪斜，标注却密密麻麻，有些字被油污浸透，只能辨出“轴向间隙”“喷油压力”几个词。他抽出一张纸，背面朝上，用铅笔写下第一行字：“鸡兔同笼解法：设鸡X只，兔Y只，则X+Y=35，2X+4Y=94……”林大勇凑过来，盯着那串数字，眉头越锁越紧。“你看，”林卫国指着“2X+4Y=94”，“鸡两条腿，兔四条腿，总腿数九十四。可如果……”他铅笔尖重重一顿，在“94”下面划了道横线，“如果把所有动物都当成鸡，那三十五只鸡该有多少腿？”“七十……”林大勇喃喃。“对。可实际有九十四只腿，多出来的二十四只腿，是谁的？”“兔……兔子多两条腿……”“所以，二十四除以二，等于多少？”“十二……”林大勇眼睛倏地睁大，“十二只兔子！”林卫国点点头，把铅笔递给儿子：“写下来。”林大勇接过去，手有点抖，在纸上写下“12”，墨迹洇开一小片。他抬头看父亲，发现父亲正望着远处——村东头那片荒废的砖窑，窑口黑洞洞的，像一张沉默的嘴。夜里，林卫国没睡。他摸黑爬起来，从箱底翻出个旧铁皮饼干盒。盒盖锈迹斑斑，打开时发出刺耳的“嘎吱”声。里面没有饼干，只有几样东西：一把磨损严重的螺丝刀，一个缺了齿的棘轮扳手，三枚不同型号的六角螺母，还有一小卷漆包线，绕在半截铅笔上，铜线闪着幽微的暗红光。他把饼干盒抱到灯下，煤油灯的火苗被他呼出的气吹得摇曳不定。他拿出那卷漆包线，又找出块巴掌大的薄铁片——那是去年拆旧拖拉机时留下的。他用砂纸反复打磨铁片边缘，直到它薄如蝉翼，锋利得能割破手指。然后，他把漆包线一圈圈绕在铁片上，绕了整整一百零八圈。线头两端，他用牙齿咬断绝缘漆，露出里面银亮的铜丝。周秀英在隔壁炕上翻了个身，咳嗽了两声。林卫国立刻停下，屏住呼吸，直到听见她均匀的鼾声重新响起。他这才继续，把两根铜丝头分别缠在两枚螺母上，再用螺丝刀把螺母死死拧进铁片两端预留的孔里。凌晨三点，他完成了。那块薄铁片躺在他掌心，像一枚沉重的、尚未启封的勋章。他把它放进饼干盒，盖好盖子，轻轻放回箱底。天快亮时，他做了个梦。梦见小满站在供销社橱窗前，踮着脚，小鼻子压在玻璃上，呵出一团白气。橱窗里，那罐橙子糖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崭新的、亮得能照见人影的半导体收音机。收音机顶上，立着一只小小的、用锡箔纸折成的鹤，翅膀展开，正对着初升的太阳。林卫国醒了。窗外，第一缕天光正艰难地撕开浓重的夜幕，像一道刚刚愈合的、淡粉色的伤口。他坐起身，摸了摸枕头下——那枚一分钱硬币还在。他把它拿出来，对着微光端详。铜钱边缘的“1979”四个字，此刻竟在熹微晨光里，泛出一点极淡、极韧的金芒。他攥紧硬币，掌心传来微凉的、固执的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