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米什瓦拉的枪声，如同投入死寂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超出了任何人，尤其是齐奥塞斯库政权所能控制的范畴。那座西部城市流淌的鲜血，并未如当局所愿恐吓住人民，反而像一道撕裂黑夜的闪电，照亮了遍布全国的干柴。

    消息，起初是模糊的、被封锁的。但“自由罗马尼亚”电台，如同一个不屈的信使，穿透了电波干扰，将碎片化的真相——军队向和平示威者开火，妇女儿童倒在血泊中，教堂成为临时停尸房——传递了出去。这些声音，在昏暗的厨房里，在秘密聚会的阁楼上，在工人午休的车间角落，被压低声音、带着恐惧和愤怒传递着。恐惧依然存在，Securitate的阴影依旧浓重，但一种新的东西在滋生，那是一种超越了恐惧的、沉甸甸的绝望，以及从绝望中生长出来的、破釜沉舟的勇气。

    最初的回应是沉默的，一种震耳欲聋的沉默。布加勒斯特的街道在十二月阴冷的天空下，显得比往日更加空旷。但在这沉默之下，是暗流汹涌。知识界首先发出了微弱但清晰的声音，一封由知名作家、学者联名的抗议信开始在极小范围内秘密流传，谴责蒂米什瓦拉的暴行。工厂里，工人们不再像往常一样机械地完成工作，他们交头接耳，眼神中充满了疑虑和一种被背叛的愤怒——他们曾被告知是为“社会主义祖国”而劳动，但现在，祖国向它的儿女举起了屠刀。

    抗议的火星开始零星迸发。在雅西，一群大学生在校园里静坐，要求当局公布蒂米什瓦拉真相；在克拉约瓦，工人们以消极怠工的方式表达不满；甚至在相对偏远的农村，也开始流传关于“首都即将发生大事”的模糊预言。这些行动是分散的、自发的，尚未形成统一的力量，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弥漫全国的反抗气氛。

    齐奥塞斯库和他的核心圈子感受到了这种变化。Securitate的报告雪片般飞向他的办公桌，内容从“少数不法分子煽动”逐渐变成了“部分地区出现不稳定苗头”。这位习惯于绝对服从的“领袖”感到了困惑，进而转化为愤怒。他认为这不是系统性危机，而是“帝国主义和叛徒”的又一次挑衅，必须用更强大的力量予以粉碎。他坚信，只要他出现在人民面前，发表他富有煽动性的演讲，就能像过去无数次那样，重新掌控局面，让那些“迷途的羔羊”回到正轨。

    于是，一个决定做出了：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共和国广场（现革命广场）举行一场大规模群众集会。这将是一场力量的展示，一场忠诚的测试。党的机器全力开动，各个单位、工厂、学校被下达了硬性指标，必须组织足够多的人参加，气氛必须“热烈”、“欢腾”。Securitate的特工们混入人群，负责监视和汇报任何“不和谐”因素，并准备在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

    与此同时，在日内瓦，米哈伊一世和他的幕僚们紧盯着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拉彼德伯爵汇总了“自由罗马尼亚”电台和零星渗透出来的西方记者报道；内格鲁则试图通过他那残存的情报网络，确认军队高层在此刻的真实态度。他们都知道，齐奥塞斯库的集会是一个巨大的赌注，也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在给自己搭建审判台，”米哈伊一世看着地图上布加勒斯特的那个点，低沉地说，“但他自己还不知道。”

    “我们需要知道，广场上的人群里，有多少是出于恐惧，有多少是真正的愤怒，又有多少……是等待时机的火花。”拉彼德伯爵回应道。

    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即将到来的十二月二十一日，投向了那座即将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广场。火种已经播下，只等一阵风，便能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