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天傍晚,老刘带回了消息。我听完他说的运输情况,把《运营日志》翻到新的一页,记下“损耗率不足百分之三”,又在下面补了一行字:路线优化见效,包装升级有效,下一步需固化流程,纳入日常管理。
话是这么写,可第二天一早我去仓房查交接单时,就发现不对劲了。
原本说好每日辰时前清点完货品、对好账目,再由押运队签收出发。可今天都快到巳时了,门口还堆着两车米罐没装上骡车。几个伙计站在边上,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动。
“怎么还不走?”我走过去问。
一个穿灰布衫的汉子抬头看了我一眼:“等他们那边的人来核数。我们这边早准备好了,可账本还没送过来。”
“哪个他们?”
“仓储组啊。”他指了指后院,“说是昨夜新到一批竹匣,整了一宿,今早没人来接班,也没人传话。”
我皱了眉,转身往后院去。路上碰见小陈从侧门进来,手里拿着半张撕开的便条。
“云娘子,”他递给我,“这是刚才在门槛下捡的,写着‘今日调度暂停’,可我没见谁正式通知。”
我接过那纸条,字迹潦草,不是平日记账那位写的。走到议事间门口,听见里面有人声,推门一看,仓储和运输两边的人都在,站得泾渭分明。一边说信息不更新,一边说命令下得太急,谁也听不清谁,最后变成互相指责。
“我们半夜还在巡仓,他们倒好,太阳高了才来要货!”
“你们不按时交单,我们怎么安排牲口和人手?”
“那也不是我们不来,是没人通知换班!”
我站在门口没说话,听了一会儿。吵归吵,没人撂挑子,也没人真动手,但脸上的火气压不住。我知道,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
坐下来后,我让小陈把最近三天的任务记录调出来。一张张翻过去,发现问题不在活多,而在衔接。比如某批玫瑰干花,仓储组上午就封了箱,可运输组下午才接到通知;又比如一次调货,双方用的记号不一样,一个画圈,一个打叉,结果发错了批次。
这些事单独看都不大,可攒在一起,就成了疙瘩。
当天晚上我没回家,留在议事间重新整理流程表。写到一半,停下笔。光改纸面东西没用。人跟人之间断了气,流程再顺也转不动。
我想起以前在公司里,项目一乱,领导就组织团建。那时觉得是走形式,现在才明白,有些事非得面对面说清楚才行。
第二天一早,我让小陈通知所有人,后天午时在村东空地集合,带饭,不干活,只聊天。
消息传出去,反应不一。有人答应得痛快,有人说风凉话:“又要开会?还不如多睡会儿。”
到了那天,太阳晒得地面发白。二十来个人陆陆续续来了,有的蹲着,有的席地而坐,端着粗碗喝凉水。我没站高处讲话,就坐在他们中间。
“咱们这趟生意,能走到今天,靠的是谁出力?”我开口问。
没人答。过了会儿,有个年轻后生小声说:“大家呗。”
“对,大家。”我说,“可这几天,我听见不少牢骚。我也知道,活比以前多,规矩也多了,心里不痛快很正常。”
底下有人点头。
“我不怪谁拖沓,也不怪谁没及时传话。我想知道的是——有没有哪一次,你觉得别人配合得好,让你省了心?”
一片安静。我以为没人愿意说。
过了一会儿,那个灰布衫汉子开了口:“前天夜里下雨,我这边赶着装车,仓储的老张看见了,主动拿来油布帮忙盖篷。那一车鲜菜没湿一点。”
旁边有人应和:“是,那天我也看见了。”
“还有吗?”我问。
一个女人低声说:“上回我孩子发烧,临时请假,隔壁组的小李替我值了半宿,一句话没多说。”
我说:“那就从这些事说起。往后三天,每天午时聚一次。不说问题,先说别人帮过你的地方。然后我们再一起想办法,看看哪些事能定成规矩,哪些地方得改。”
第一次聚会结束时,气氛还是拘着的。但我看见有人临走前,跟之前吵架的同伴说了句话,虽听不清内容,可语气不像从前那样硬。
第三天中午,我让人把一块长木板抬来,钉在树边。每人发一张小竹片,想写什么写什么——可以是感谢,也可以是憋着的话,匿名投进旁边的箱子里。
第二天早上,我把竹片收上来,一条条看过。大部分写着“希望早点知道发货时间”“交接时能不能当面说清”这类话。也有几句刺耳的:“干得多拿得少,谁乐意拼命?”“云娘子偏心,总让某某跑好线。”
我没念名字,也没追是谁写的。只是把所有问题归成三类,写在纸上贴在板子上:一是信息不通,二是责任不明,三是辛苦看不见。
我对大家说:“这些问题,我都认。接下来,我们一样样解决。但从今天起,我也希望你们别再背地里嘀咕。有话放桌上说,我们一起担。”
后来几天,我开始安排轮岗。每组派一人去别的岗位跟一天。有人去仓储组待了一夜,回来跟我说:“原来他们半夜得起三四趟看湿度,怕干货返潮,比我想象中累多了。”
运输组的一个老哥去了包装线,干了半天就说腰疼。“这活看着轻巧,其实一刻不停,手都酸了。”
误会少了,话也就多了。
可真正让我意识到还没彻底解决的,是一次夜间调货。
那晚要发一批急单,因交接人误读了标记,差一点把南线的礼匣当成西境的米罐发了出去。幸好押车人在装车前核对了一遍,发现了不对。
事后两方又争起来。仓储的说标记是你自己没看清,运输的说颜色太像,根本分不出。
我没罚人,也没批评谁。第二天,我在院子里摆了个沙盘,用小木块代表各环节,让大家轮流上来走一遍流程。走到交接点时,果然发现两边用的笔颜色不同,一个深蓝,一个浅灰,在昏灯下几乎看不出区别。
“工具不统一,再认真也会错。”我说,“从今天起,所有标记用红黑两种笔,红字为停,黑字为行,全站通用。”
又提议设立“轮岗体验日”,每月一次,自愿报名去其他组帮忙。起初人不多,后来渐渐有人主动申请。
有一次,那个曾抱怨“谁乐意拼命”的汉子来找我,问我能不能让他媳妇也来听听会。
“她说现在你们说话算数,她也想来听听,看有没有能做的活。”
我点头同意。
日子一天天过,争吵少了,配合多了。虽然还有小摩擦,但不再积成大结。
这天午后,我坐在议事厅里,手里拿着最新一轮轮岗的反馈记录。一页页翻过去,看到有人写:“去了运输组才知道,山路颠簸,他们一路上得 stantly 扶箱子。”我顿了一下,把“stantly”划掉,改成“一直”。这种词不该出现在这儿。
放下册子,我起身走到门口。院子里有几个伙计正在整理货架,动作利落,彼此招呼着递工具,不用人催。
我回到桌前,提起笔,在本子上写下:团队矛盾初解,沟通机制已立,下一步应考虑人员专长与岗位匹配。
油灯烧得有点暗,我伸手拨了下灯芯。门外传来脚步声,小陈站在廊下,手里抱着一摞新制的标识牌,红底黑字,工整清晰。
“云娘子,”他说,“第一批统一标牌做好了,什么时候挂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