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津门学徒

    民国五年，春寒料峭。

    廊坊沈家庄的清晨，静婉在灶前熬粥。小米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翻滚，她一手搅着勺，一手扶着腰——建国两岁了，正是缠人的时候，整天要抱，她的腰总酸。

    建国在炕上醒了，没哭，只是哼哼唧唧地喊：“娘……娘……”

    静婉应了一声，把粥锅端下灶，去抱孩子。建国已经会走路了，虽然跌跌撞撞的。静婉给他穿衣裳，小棉袄是去年做的，已经短了一截，手腕子露在外面。

    “又长了。”静婉摸着孩子的头，心里盘算着，得扯布做新衣裳了。

    院子里传来脚步声，是沈德昌从集上回来了。他挑着空担子——昨天做的炸糕卖光了。进了屋，他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几个铜板，还有一块麦芽糖。

    “给建国的。”他把糖递给儿子。

    建国接过糖，塞进嘴里，眼睛弯成月牙。静婉看着，心里却沉甸甸的。卖炸糕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集上人少，兵荒马乱的，谁有闲钱买零嘴？沈德昌六十多了，挑着担子走几十里路，一天挣那几十文，还不够糊口。

    “吃饭吧。”静婉盛了粥，又端出咸菜和窝头。

    饭桌上很安静。沈德昌吃得快，但眉头锁着。静婉知道他有心事。这几晚，他总翻来覆去睡不着，有天夜里她听见他叹气，很轻，却沉甸甸的。

    吃完饭，沈德昌没像往常一样下地，而是坐在炕沿上，卷了支烟。烟雾在屋里缭绕，建国被呛得咳嗽，静婉把孩子搂进怀里。

    “婉，”沈德昌开口，声音有些哑，“我想去天津。”

    静婉一愣：“去天津干啥？”

    “闯闯。”沈德昌弹了弹烟灰，“在集上卖炸糕，挣不了几个钱。建国大了，要吃要穿，以后还得上学。咱不能老这样。”

    “可你年纪……”静婉没说下去。

    “年纪是大了，可手艺还在。”沈德昌说，“在宫里三十年，不是白干的。天津卫是大码头，人多，有钱人也多。我去开个小馆子，做宫廷点心，应该能行。”

    静婉低头，摸着建国的头发。孩子在她怀里睡着了，小嘴还含着糖。是啊，孩子大了，不能老跟着他们吃苦。可天津……那么远，人生地不熟的。

    “咱家哪有钱开馆子？”她轻声问。

    “攒了一点。”沈德昌从炕洞里摸出个小瓦罐，倒出来数了数——十五块大洋，是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还有当年当玉镯剩下的钱。“租个小门面，置办点家伙什，应该够。”

    静婉看着那些钱，心里乱糟糟的。这是家里全部的家当了。要是赔了……

    “你放心，”沈德昌像是看穿了她的心思，“我在宫里伺候过皇上太后，什么阵仗没见过？天津卫再大，还能大过紫禁城？”

    话是这么说，可静婉还是不放心。沈德昌六十三了，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万一有个好歹……

    “我跟你去。”她说。

    “不行。”沈德昌摇头，“建国还小，路上折腾不起。再说，刚去天津，啥样还不知道，不能拖家带口。你们娘俩先在老家待着，等我站稳脚跟，再接你们过去。”

    静婉不说话了。她知道沈德昌说得对，可心里像堵了块石头。

    夜里，建国睡了。沈德昌和静婉坐在油灯下，商量细节。

    “我去天津，先找个便宜地方住下，然后寻摸门面。”沈德昌说着他的计划，“南市那边热闹，铺面多，价钱也合适。我打听过了，租个小的，一个月两三块大洋。”

    “做什么点心？”

    “就做宫廷那些：豌豆黄、芸豆卷、驴打滚、萨其马……天津人没吃过这么精细的点心，应该好卖。”沈德昌的眼睛亮起来，“我在宫里三十年，手艺是顶好的。就是没有御膳房的那些材料，用普通的，也能做出七八分像。”

    静婉听着，心里渐渐踏实了些。是啊，沈德昌的手艺她是知道的。那些点心，她母亲临终前还念叨呢。

    “那你啥时候走？”她问。

    “过完清明。”沈德昌说，“地里的活我抓紧干完，麦子种上就走。”

    静婉点点头，开始盘算要给他准备什么。衣裳得带够，天津靠海，风大；被褥得厚实，租的房子不一定暖和；干粮得多带，路上吃……

    “你别操心我，”沈德昌握住她的手，“我担心的是你们娘俩。我走了，地里的活你干不动，得雇人。钱我留一半，你们过日子用。”

    “不用，”静婉说，“你全带上。开馆子用钱的地方多。我能行，地里的活干不了，我就纳鞋底卖。王大娘说了，她教我，一双鞋底能卖十文钱。”

    沈德昌看着静婉，这个曾经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格格，现在说要纳鞋底卖钱。他心里一酸，握紧了她的手：“苦了你了。”

    “不苦。”静婉摇头，“为了建国，为了这个家，啥苦都能吃。”

    两人就这么说着，计划着，直到油灯里的油快烧干了，灯芯噼啪作响。窗外的月亮很亮，照着这个小小的农家院，照着这对要为生活奔波的夫妻。

    清明过后，沈德昌要走了。

    那天早上，静婉起了个大早，烙了饼，煮了鸡蛋，给沈德昌路上吃。建国好像知道爹要出远门，抱着沈德昌的腿不撒手。

    “建国乖，爹去挣钱，给你买糖吃。”沈德昌蹲下来，摸着儿子的头。

    “爹……不走……”两岁的孩子，话还说不太清，可眼里满是不舍。

    沈德昌心里难受，抱起儿子，亲了亲他的小脸：“爹每月初一都回来看你，好不好？”

    建国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包袱收拾好了：两身换洗衣裳，一床薄被，干粮，还有那十五块大洋——静婉硬塞给他的，自己只留了五十个铜板。

    “这五十文，够我们娘俩吃一个月了。”静婉说，“地里的麦子，我请王大娘家的大小子帮着照看，给点粮食就行。”

    沈德昌点点头，背上包袱。他走到院里，看了看那四间北房，两棵枣树，一口甜水井。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走吧，别误了车。”静婉说，声音很平静。

    沈德昌转身，大步走出院子。他没回头，怕一回头，就走不动了。

    静婉抱着建国，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胡同口。春天的风吹过来，带着泥土的味道，也带着离别的苦涩。

    建国忽然哇哇大哭起来，伸着小手喊：“爹……爹……”

    静婉紧紧抱住孩子，眼泪终于掉下来。但她很快擦了擦脸，轻声哄着：“建国不哭，爹去挣钱了，很快就回来。”

    日子还得过。

    沈德昌走后，静婉的生活变得格外忙碌。每天早上，她要给建国穿衣裳，做饭，喂饭。然后带着孩子去王大娘家，请她帮忙照看一会儿，自己则抓紧时间纳鞋底。

    纳鞋底是个苦活。先要用糨糊把碎布一层层糊在木板上，晒干，做成“袼褙”。再把袼褙剪成鞋底的样子，用麻绳一针一针地纳。针要扎得密，线要勒得紧，鞋底才结实。

    静婉的手很快就磨出了血泡。她没有经验，针脚歪歪扭扭，纳出来的鞋底厚薄不均。王大娘看了，叹口气：“妹子，你这手艺，卖不上价啊。”

    静婉不吭声，只是埋头继续纳。针扎破了手指，她用布条缠上，接着纳。一天下来，眼睛花了，手肿了，腰也直不起来。可看着纳好的两双鞋底，心里却是踏实的。

    “大娘，您帮我看看，能卖多少钱？”她问。

    王大娘拿过鞋底，摸了摸：“针脚是粗了点，但厚实。这样吧，我给你拿到集上，一双卖八文，应该有人要。”

    八文，两双十六文。静婉算了算，够买一斤小米，够她和建国吃两天。少了点，但总比没有强。

    “谢谢大娘。”她说。

    从那天起，静婉每天纳鞋底。早上纳，中午纳，晚上孩子睡了，点着油灯接着纳。她的手上很快布满了针眼和茧子，原来细嫩的手指，变得粗糙红肿。

    建国很懂事，知道娘在干活，不哭不闹，自己玩。有时玩累了，就趴在炕上睡着了。静婉看着他小小的身影，心里一疼，手里的针就扎得更用力了些。

    日子一天天过去，麦子长高了，绿油油的一片。静婉请王大娘家的大小子帮着锄草、浇水，说好秋收后分他一成粮食。小伙子实在，活干得认真，地里的庄稼长得比别家还好。

    静婉心里踏实了些。至少，粮食有了着落。

    夜里，建国睡了。静婉坐在油灯下纳鞋底，心里算着日子。沈德昌走了半个月了，该到天津了吧？找到住的地方了吗？馆子开起来了吗？

    她想起沈德昌说的，每月初一回来。今天是三月二十，还有十天。

    十天，很快的。

    天津卫，南市。

    沈德昌站在一家茶馆门口，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这里果然热闹：拉洋车的吆喝着，卖糖葫芦的扛着草靶子，剃头挑子摆在路边，电车叮叮当当地开过。空气里混杂着各种味道：炸果子的油香，糖炒栗子的甜香，还有下水道的臭味。

    他已经在天津待了十天。租了个小房子，在城西南的窝棚区，一个月一块大洋，只有一张炕，一张桌子。每天一早，他就出来转悠，看铺面，打听行情。

    南市的铺面贵，临街的一间小门脸，一个月要五块大洋。他手里的钱，交完租金，置办家伙什，就不剩多少了。可别的地方，人流量小，生意不好做。

    正发愁，茶馆掌柜的出来了，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穿着绸褂子，手里转着两个核桃。

    “老先生，我看你在这转悠好几天了，找铺面？”掌柜的问。

    沈德昌点点头：“想开个小馆子，做点心。”

    “点心？”掌柜的上下打量他，“什么点心？”

    “宫廷点心。”沈德昌说，“豌豆黄，芸豆卷，驴打滚这些。”

    掌柜的眼睛一亮：“您老会做宫廷点心？”

    “在宫里当过差。”沈德昌没说自己是御厨，怕惹麻烦。

    “巧了！”掌柜的一拍大腿，“我这儿正想添个点心铺子。茶馆光卖茶不行，得有点心配着。这样，您要是不嫌弃，在我这茶馆里支个摊子，不用租金，卖了钱分我两成就行。”

    沈德昌心里一动。这倒是个法子，不用交租金，风险小。只是……

    “掌柜的，我能看看地方吗？”

    “来来来，里面请。”掌柜的热情地引他进去。

    茶馆不大，摆着十几张桌子。靠墙有块空地，正好能摆个玻璃柜子，放点心。

    “这儿行吗？”掌柜的问。

    沈德昌想了想：“行。不过我得住这儿，晚上看摊子。”

    “那更好！”掌柜的笑呵呵的，“后面有个小隔间，原来堆杂物的，收拾收拾能住人。就是小点，委屈您了。”

    “不委屈。”沈德昌说。能省下房租，再好不过。

    说干就干。沈德昌当天就搬了过来。小隔间确实小，只能放下一张窄床，但他已经很满意了。收拾干净，又去置办家伙什：一个小炉子，一口锅，几个蒸笼，还有做点心的各种模具。

    材料也得买。天津不比北京，有些材料不好找。他跑遍了各个市场，才凑齐了需要的豆子、糯米、白糖、芝麻。有些材料实在没有，就想办法替代——宫里的做法精细，用料讲究，可普通百姓吃不起。他得改良，用便宜的材料，做出差不多的味道。

    三天后，“德昌小馆”的招牌挂出来了。其实就是块木板，用毛笔写了四个字，挂在茶馆门口。掌柜的说寒酸，沈德昌却说：“味道好就行。”

    开张第一天，沈德昌做了三样点心：豌豆黄，芸豆卷，驴打滚。每样做了二十块，摆在玻璃柜子里，黄澄澄，白生生，红艳艳的，很好看。

    茶馆的客人看见了，好奇地问：“这是什么？”

    “宫廷点心。”沈德昌说，“皇上太后吃的。”

    “哟，那得尝尝！”有客人买了块豌豆黄，尝了一口，眼睛亮了，“真不错！甜而不腻，入口就化。再来两块！”

    第一天，点心卖光了。沈德昌数了数钱，扣掉成本，挣了五十文。不多，但是个好开头。

    晚上，他坐在小隔间里，就着油灯算账。材料花了多少，卖了多少钱，能攒下多少。算完了，他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三月二十八，开张，盈五十文。

    然后，他翻到本子的前一页，上面写着：静婉，建国，等我。

    今天是二十八，离初一还有三天。他得抓紧时间多做些点心，多挣点钱，好带回去给静婉和建国。

    夜深了，茶馆打烊了。街上安静下来，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沈德昌躺在床上，却睡不着。他想静婉，想建国，想廊坊那个小院子。

    静婉在做什么？应该睡了吧。建国呢？会不会想爹？

    他翻了个身，叹了口气。六十多岁的人了，背井离乡来闯荡，为了什么？就为了妻儿能过上好日子，为了儿子将来有出息。

    值。他对自己说，再苦再累都值。

    第二天，沈德昌起了个大早，开始做点心。昨天卖得好，今天要多做些。除了那三样，他又加了萨其马和艾窝窝。五样点心，每样做三十块。

    茶馆的客人越来越多，都是冲着点心来。沈德昌的手艺确实好，点心做得精细，味道正宗。有人吃了一次，第二天又来了，还带了朋友。

    “沈师傅，您这手艺，绝了！”常客老赵竖起大拇指，“我在北京吃过正宗的豌豆黄，都没您做的好。”

    沈德昌笑笑，没说话。他心里清楚，自己的手艺是宫里练出来的，三十年的功夫，不是吹的。

    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到第三天，点心中午就卖光了。沈德昌赶紧又做了一锅，下午接着卖。晚上算账，三天下来，挣了三百文。

    他小心地把钱收好。三百文，换成大洋是三毛，不多，但能买很多东西了。他打算初一回家时，给静婉扯块布，给建国买点糖，再买些米面。

    初一的前一天晚上，沈德昌几乎一夜没睡。他做了很多点心，准备带回去给静婉尝尝。又去买了布，买了糖，买了米面。东西太多，他找了个大包袱，捆得结实实的。

    天还没亮，他就出发了。从天津到廊坊八十里路，他得走一天。包袱很沉，压得肩膀生疼，但他脚步轻快，因为要回家了。

    路上，他想起第一次走这条路，是四年前，带着静婉回老家。那时静婉还是个格格，坐在骡车上，好奇地看着外面的田野。现在，她已经是他的妻，是建国的娘，在老家等着他。

    太阳升起来了，照着乡间的土路。路两旁的麦子已经抽穗，绿油油的一片，在风里起伏。沈德昌走着，心里盘算着见到静婉要说什么，建国长高了吗？会叫爹了吗？

    走累了，就在路边歇歇，喝口水，吃口干粮。然后接着走。八十里路，他从天亮走到天黑，脚上磨出了泡，但他不觉得疼。

    傍晚时分，终于看见沈家庄了。村口那棵老槐树，在暮色里像个守夜的老人。沈德昌加快了脚步。

    院子里，静婉正在做饭。建国在院里玩，忽然抬起头，指着门口：“爹！”

    静婉一愣，转头看去。沈德昌站在门口，背着个大包袱，风尘仆仆，满脸疲惫，却笑得灿烂。

    “回来了？”她放下手里的活儿，走过去。

    “回来了。”沈德昌放下包袱，一把抱起建国，“儿子，想爹没？”

    “想！”建国搂着他的脖子，咯咯笑。

    静婉看着父子俩，眼睛发酸。她转身去倒水：“累了吧？洗把脸，吃饭。”

    饭桌上，沈德昌把包袱里的东西一样样拿出来：花布，糖，米面，还有一包点心。

    “尝尝，我做的。”他把点心打开，豌豆黄，芸豆卷，驴打滚，摆了一桌子。

    静婉拿起一块豌豆黄，咬了一口。细腻，清甜，入口即化。是她母亲临终前想吃的那个味道。

    “好吃。”她说，眼泪掉了下来。

    “哭啥？”沈德昌慌了，“不好吃？”

    “好吃，”静婉擦擦眼泪，“就是……想起了我娘。”

    沈德昌沉默了。他知道静婉想家，想过去的生活。可他给不了她荣华富贵，只能给她一口饱饭，一个安稳的家。

    “我在天津站稳脚跟了。”他说，“在茶馆里支了个摊子，生意不错。这个月挣了三百文，都在这儿。”他掏出钱，放在桌上。

    静婉看着那些钱，铜板，还有几张毛票。不多，但这是沈德昌走街串巷，烟熏火燎挣来的。

    “你留着用，”她说，“开馆子用钱的地方多。”

    “我有数。”沈德昌说，“这钱你拿着，扯布做衣裳，买点好的吃。别省着，身体要紧。”

    静婉不再推辞，收起了钱。她知道，这是沈德昌的心意。

    夜里，建国睡了。两人坐在炕上说话。沈德昌讲天津的见闻：电车，洋楼，穿西装的人，还有茶馆里的各色客人。静婉听着，像听天书。那些世界离她太远，她只关心地里的庄稼，手里的鞋底。

    “你呢？这些日子咋过的？”沈德昌问。

    静婉轻描淡写：“就那样。纳鞋底，带孩子，做饭。王大娘家的大小子帮着种地，庄稼长得不错。”

    她没说手上的血泡，没说腰疼得睡不着，没说夜里想他想到哭。这些苦，她一个人咽下去就行。

    沈德昌看着她，这个曾经娇生惯养的格格，现在手上都是茧子，脸上有了风霜。他心里一疼，握住她的手：“苦了你了。”

    “不苦。”静婉摇头，“你在外头才苦。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

    两人就这么说着，直到夜深。月光从窗纸透进来，照着一家三口。建国睡在中间，小脸红扑扑的。沈德昌和静婉各在一侧，守着孩子，守着这个家。

    这是他们第一个分别后的团圆。虽然只有一晚，但足够了。

    第二天，沈德昌又要走了。他得赶回天津，初二的生意不能耽误。

    静婉给他烙了饼，煮了鸡蛋，装了一壶水。建国抱着他的腿不撒手，哇哇大哭。

    “建国乖，爹下个月初一还回来。”沈德昌蹲下，亲了亲儿子，“听娘的话，别淘气。”

    静婉抱着孩子，送他到村口。春天的风吹过来，带着麦苗的清香。

    “走吧，”她说，“路上小心。”

    沈德昌点点头，背上包袱，大步走了。这次他回头了，看见静婉还站在那儿，怀里抱着建国，像一尊雕塑，守着这个家。

    他心里一酸，转过头，加快了脚步。得挣钱，得多挣钱，让妻儿过上好日子。

    回到天津，沈德昌更拼命了。他增加了点心的种类，又学了天津本地的一些小吃，混着卖。生意越来越好，茶馆掌柜的乐得合不拢嘴，主动提出把分成降到一成五。

    “沈师傅，您这手艺，给我这茶馆带了多少客人！”掌柜的说，“以后您就安心在这儿干，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沈德昌道了谢，心里却有自己的打算。在茶馆里干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他想有自己的铺面，真正的“德昌小馆”。

    他开始攒钱。每天挣的钱，除了必要的开销，全都攒起来。他算过，按现在的速度，一年就能攒够租铺面的钱。

    日子一天天过去，每月初一，沈德昌都准时回家。八十里路，他走了不知多少遍。春夏秋冬，风雨无阻。

    春天，他走在开满野花的田埂上，给静婉带天津的绸缎，给建国带拨浪鼓。

    夏天，他顶着烈日，汗流浃背，给静婉带痱子粉，给建国带西瓜。

    秋天，他踩着落叶，肩上的包袱里是静婉的棉袄料子，建国的虎头鞋。

    冬天，他迎着风雪，手脚冻得麻木，怀里揣着给静婉买的手炉，给建国买的糖葫芦。

    每次回家，他都看见建国的变化：长高了，会说话了，会跑了，会数数了。静婉也变了，更瘦了，但眼神更坚定了，手上的茧子更厚了。

    “你又瘦了。”沈德昌总这么说。

    “你也瘦了。”静婉总这么回。

    然后两人相视一笑，所有的苦，都在这一笑里消融了。

    民国六年，建国三岁了。沈德昌在天津干了一年，攒了些钱。他看中了南市一个小门脸，月租四块大洋，虽然贵，但位置好。他盘算着，租下来，好好装修一下，做真正的“德昌小馆”。

    可就在这时，静婉托人捎来口信：她怀孕了。

    沈德昌愣住了。又要当爹了？他六十四了，静婉才二十。这个孩子来得意外，却让他欣喜若狂。

    他当即决定，租铺面的事缓一缓，钱先留着，给静婉补身子，给孩子做准备。

    那个月的初一，沈德昌回家时，带了很多东西：红糖，红枣，桂圆，还有一块上好的棉花料子。

    “瞎花钱。”静婉说，可眼里是笑。

    “该花的。”沈德昌摸着她的肚子，“几个月了？”

    “三个月了。”静婉轻声说，“王大娘说，这胎怀得靠下，可能是个闺女。”

    “闺女好，”沈德昌说，“闺女贴心。”

    其实他心里盼着是个小子。不是重男轻女，是这世道，闺女太苦。可他没说，怕静婉多想。

    夜里，建国睡了。沈德昌和静婉商量以后的事。

    “等孩子生了，我就接你们去天津。”沈德昌说，“铺面我都看好了，租下来，咱们一家团聚。”

    静婉摇头：“孩子太小，路上折腾不起。再说，天津那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我带着两个孩子，帮不上你，还拖累你。”

    “那咋办？”沈德昌皱眉，“总不能老这么分着。”

    “再等两年。”静婉说，“等建国大点，能走路了，老二也断了奶，咱们再去。”

    沈德昌知道她说得对，可心里不舍。每月见一次，太短了。他想天天看见妻儿，想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听你的。”他说，“不过你得答应我，别太累，该吃吃，该喝喝。钱的事不用愁，有我呢。”

    静婉点点头，靠在他肩上。窗外的月光很亮，照着这对夫妻，照着这个家，照着即将到来的新生命。

    沈德昌在天津更拼命了。他不仅要攒钱租铺面，还要攒钱养两个孩子。他开始接一些私活——去有钱人家做宴席，教徒弟，甚至给西餐厅当顾问。只要有钱挣，他不挑。

    他的手艺在天津渐渐有了名气。有人说，南市茶馆有个老御厨，做的点心比北京正宗。一传十，十传百，来买点心的人越来越多，有人甚至从租界特意赶来。

    沈德昌的生意好了，钱也攒得快了。到民国六年年底，他已经攒了五十块大洋。够租铺面，够装修，够置办家伙什。

    可他没急着租。静婉的肚子越来越大了，随时可能生。他得留足钱，以防万一。

    每月初一，他还是准时回家。每次回家，都看见静婉的肚子又大了一圈。建国四岁了，已经知道娘肚子里有小弟弟或小妹妹，总是趴在静婉肚子上听。

    “爹，弟弟在动！”建国兴奋地喊。

    沈德昌笑着摸摸儿子的头：“你怎么知道是弟弟？”

    “就是弟弟！”建国很肯定，“我要带他玩！”

    静婉和沈德昌相视一笑。不管男孩女孩，都是他们的宝贝。

    民国七年春天，静婉生了。是个男孩，六斤三两，比建国出生时还胖些。沈德昌接到信，连夜赶回廊坊。

    见到孩子时，他愣住了。这孩子眼睛特别亮，黑葡萄似的，滴溜溜地转。不像建国小时候，总是睡，总是闷声不响。

    “这孩子精神。”接生的王婆婆说，“哭声响亮，眼睛有神，将来准聪明。”

    沈德昌抱着孩子，心里软成一汪水。这是他的二儿子，是他六十五岁得的儿子。

    “取名了吗？”他问静婉。

    静婉靠在炕上，脸色还有些白，但精神很好：“还没，等你回来取。”

    沈德昌想了想：“就叫嘉禾吧。生他的时候，院里的嘉禾正好熟了。嘉禾嘉禾，好庄稼，好收成，希望他一辈子吃饱饭。”

    “嘉禾……沈嘉禾。”静婉念着，点点头，“好听。”

    建国趴在炕边，看着弟弟：“嘉禾，嘉禾，我是哥哥。”

    小小的嘉禾好像听懂了，眨了眨眼睛。

    沈德昌在家待了三天，照顾静婉坐月子。他炖鸡汤，熬小米粥，洗尿布，忙得脚不沾地。静婉让他歇着，他不肯：“你生孩子受罪了，我伺候你是应该的。”

    三天后，他不得不回天津了。生意不能耽误，一家人的嚼谷都指望着他。

    走之前，他给静婉留了二十块大洋：“这钱你拿着，想吃啥买啥，别省着。等我攒够了钱，租下铺面，就接你们过去。”

    静婉点点头，没说话。她知道，沈德昌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回到天津，沈德昌像上了发条，更拼命地干活。他不仅要养两个孩子，还要为将来租铺面、接妻儿来天津做准备。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做点心，教徒弟，接私活。累了，就想想静婉和两个孩子，想想那个四间北房、两棵枣树、一口甜水井的家，就有劲了。

    每月初一，他还是准时回家。背上背着给静婉的补品，给建国的玩具，给嘉禾的小衣裳。八十里路，他走了三年，从六十二走到六十五，从春天走到冬天，从一个人走到心里装着四个人。

    这条路，他还要走下去。走到铺面租下来，走到妻儿接过来，走到一家人团圆，走到孩子们长大成人。

    这是他的路，是一个老厨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路。虽然漫长，虽然辛苦，但他走得踏实，走得坚定。

    因为路的尽头，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