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京味儿初尝

    民国十年，春。

    北京前门外，大栅栏西街。清晨的薄雾还没散尽，青石板路上已经响起了各种声响：独轮车吱呀吱呀地碾过，挑担子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早点摊子支起来了，炸油条的香味混着豆汁儿的酸味，在空气里飘散。

    沈德昌站在一间铺面前，仰头看着那块新挂上去的匾额。匾额不大，黑底金字，写着四个端正的楷书：沈记饽饽铺。

    “沈师傅，您瞧瞧，这字儿还行吧？”裱糊店的伙计站在梯子上问。

    沈德昌点点头：“挺好。”

    他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心有些汗。六十八岁了，又回到了北京城。不是紫禁城里的御膳房，是前门外这半间铺面——真的只有半间，宽不过一丈，深不过两丈。隔壁是个剃头铺子，再隔壁是家药铺。这半间铺面，是他攒了三年钱才租下来的。

    “爹，都收拾好了。”建国从铺子里出来，十一岁的孩子，已经能当半个大人用了。他穿着干净的蓝布褂子，头发剃得整整齐齐，手里拿着抹布，脸上带着笑。

    沈德昌走进铺子。里面已经布置妥当：靠墙一排玻璃柜子，擦得锃亮，里面还空着，等着摆点心。柜子后面是柜台，木头打的，上了清漆。再往后，用布帘子隔开，就是厨房了——其实算不上厨房，就是个小灶间，只能站两个人。

    “你娘呢？”沈德昌问。

    “在后头做饭呢。”建国说，“嘉禾在帮忙烧火。”

    沈德昌掀开帘子往后走。后面更窄，是个小天井，搭了个棚子，算是厨房。静婉正在切菜，嘉禾坐在小板凳上，守着个小炉子，炉子上坐着锅，锅里熬着粥。

    “爹！”嘉禾看见他，眼睛一亮。八岁的孩子，眼睛还是那么亮，黑葡萄似的，滴溜溜转。

    “火候掌握得不错。”沈德昌看了看炉火，不大不小，正好熬粥。

    静婉转过头，脸上带着汗，却笑着：“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开张？”

    “明天。”沈德昌说，“今儿把点心都做出来，明儿一早开张。”

    静婉点点头，继续切菜。她的手已经很熟练了，土豆丝切得又细又匀。这六年，她在廊坊，不仅学会了纳鞋底，还学会了做各种家常菜。虽然比不上沈德昌的手艺，但养活一家人没问题。

    “建国，去把豆子泡上。”沈德昌吩咐，“要选饱满的，坏的挑出去。”

    “哎。”建国应着，去干活了。

    沈德昌开始准备做点心。明天开张，他打算先做四样：豌豆黄，芸豆卷，驴打滚，萨其马。都是宫廷点心里最经典的，也是他最拿手的。

    豌豆要选张家口的，粒大饱满，颜色金黄。芸豆要用白芸豆，皮薄肉厚。糯米要选江苏的，黏性好。芝麻要用河北的，炒熟了香。每一样材料，他都亲自挑选，亲自把关。

    嘉禾烧完了火，凑过来看。他个子矮，踮着脚才能看见案板。

    “想学？”沈德昌问。

    嘉禾点点头，眼睛盯着那些豆子。

    “先看着，”沈德昌说，“看三年，再说学。”

    这是老规矩。在宫里学徒，先看三年，才能上手。沈德昌虽然不在宫里了，但这规矩他守着。手艺是吃饭的本事，不能轻传。

    他开始泡豆子。豌豆要泡一夜，芸豆要泡半天。水要没过豆子，水温要适中。嘉禾看着，很认真，像是要把每一步都记在心里。

    静婉做好了饭，一家人坐在小天井里吃。很简单：玉米面窝头，白菜炖豆腐，小米粥。但吃得很香，因为这是他们在北京的第一顿饭，在他们自己的铺子里。

    “明天开张，会有客人吗？”建国问。

    “会有，”沈德昌说，“前门外人多，南来北往的。咱们的点心好，不怕没人买。”

    “卖多少钱一块？”建国又问。这孩子，从小就爱算账。

    “豌豆黄两文，芸豆卷三文，驴打滚两文，萨其马三文。”沈德昌早就盘算好了，“一天能卖一百块，就能挣两三百文。一个月，除去成本，能剩下五六块大洋。”

    五六块大洋，在乡下是笔大钱，在北京城里，刚够糊口。但沈德昌知足。只要能把铺子开起来，慢慢做，总能好起来。

    吃完饭，建国去洗碗，嘉禾继续看爹做点心。静婉收拾屋子，把铺子里里外外又擦了一遍。玻璃柜子擦得能照见人影，柜台擦得一尘不染。她擦得很仔细，像是在擦一件珍贵的瓷器。

    这是他们的铺子，他们的家。虽然只有半间，虽然又小又窄，但这是他们自己的，不用看人脸色，不用东奔西跑。

    傍晚，沈德昌开始熬豆沙。豌豆泡好了，上锅蒸，蒸熟了碾成泥，过筛，去掉皮。然后加糖，加油，慢火熬。火候要掌握好，大了会糊，小了不香。

    嘉禾守在灶边，看着锅里的豆沙从稀变稠，从淡黄变成金黄。香气飘出来，甜丝丝的，带着豆子的清香。

    “香吗？”沈德昌问。

    嘉禾用力点头：“香。”

    “记住这个味道，”沈德昌说，“正宗的豌豆黄，就是这个味。甜而不腻，清香爽口。”

    嘉禾深吸一口气，像是要把这味道吸进肺里，记在心里。

    豆沙熬好了，晾凉，倒进模子里，压实。模子是沈德昌特意订做的，长方形，不大，正好切成一寸见方的小块。豌豆黄要凉透了才能切，切的时候刀要快，手要稳，切出来才方正。

    沈德昌切了一块，递给嘉禾：“尝尝。”

    嘉禾接过，小口咬了一下。豆沙细腻，入口即化，甜味恰到好处，不腻，不齁，只有豆子的清香和糖的甘甜。

    “好吃。”他说，眼睛亮亮的。

    “记住这个味道，”沈德昌又说了一遍，“以后你做，也要是这个味道。”

    嘉禾点点头，又咬了一口。这一口，他吃得很慢，像是在品，在记。

    夜里，点心都做好了。豌豆黄切了五十块，芸豆卷做了三十个，驴打滚四十个，萨其马三十块。整整齐齐地摆在托盘里，盖上湿布，放在阴凉处。

    沈德昌检查了一遍，点点头。静婉走过来，看着那些点心，忽然说：“像不像当年宫里那些？”

    沈德昌一愣，随即笑了：“像，但不一样。宫里用的材料好，糖是冰糖，油是香油。咱们用的都是普通的，做出来，只有七八分像。”

    “七八分就够了，”静婉说，“老百姓吃的是个味儿，不是排场。”

    沈德昌点点头。是啊，老百姓要的是实在，是好吃。他的点心，不敢说跟宫里一模一样，但敢说好吃，敢说实在。

    一家人睡在铺子后面的小屋里。屋子更小，只能放下一张炕，一张桌子。四个人挤在炕上，翻身都困难。但没人抱怨。比起廊坊的地窖，比起逃难的日子，这已经好了太多。

    建国很快就睡着了。嘉禾却还醒着，睁着眼睛，看着黑黢黢的屋顶。

    “想啥呢？”静婉轻声问。

    “想点心，”嘉禾说，“想明天谁来买。”

    “会有人来的，”静婉拍拍他，“睡吧。”

    嘉禾闭上眼睛，却还在想。想那些点心的样子，想它们的味道，想爹做点心时的动作。每一步，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第二天，天还没亮，沈德昌就起来了。他把点心从阴凉处拿出来，一块块摆进玻璃柜子里。黄澄澄的豌豆黄，白生生的芸豆卷，红艳艳的驴打滚，金灿灿的萨其马。摆好了，他退后一步看，点点头。

    静婉也起来了，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蓝布旗袍——这是她特意做的，为了开张。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那支银簪子别着。虽然简朴，但干净利落。

    建国也换了新衣裳，站在柜台后，像个小掌柜。嘉禾穿着半新的褂子，站在爹身边，眼睛盯着柜子里的点心。

    “开张吧。”沈德昌说。

    静婉走到门口，深吸一口气，打开了门板。清晨的阳光照进来，照在玻璃柜子上，照在那些点心上，亮晶晶的。

    街上已经有人了。卖菜的，赶车的，上班的，匆匆走过。有人往铺子里看了一眼，看见那些点心，脚步顿了顿。

    “您来点儿什么？”静婉开口，用的是京片子——她练了很久，虽然还有些生硬，但能听懂了。

    一个穿长衫的中年人走进来，看了看柜子里的点心：“这是什么？”

    “宫廷点心，”静婉说，“豌豆黄，芸豆卷，驴打滚，萨其马。您尝尝？”

    “宫廷点心？”中年人来了兴趣，“怎么卖？”

    “豌豆黄两文，芸豆卷三文，驴打滚两文，萨其马三文。”

    “来块豌豆黄尝尝。”

    静婉打开柜子，用竹夹子夹了一块豌豆黄，用油纸包了，递给客人。动作还有些生疏，但很认真。

    中年人接过，咬了一口，眼睛亮了：“嗯，不错！甜而不腻，豆香十足。再来两块，给家里人带。”

    “好嘞。”静婉又包了两块，收了钱。

    第一笔生意成了。六文钱，不多，但是个好开头。

    接着又来了几个客人，有尝新鲜的，有听说宫廷点心来买的。静婉招呼着，渐渐熟练起来：“您要什么？”“给您包上。”“慢走，下次再来。”

    建国在柜台后记账，用毛笔在小本子上写：豌豆黄三块，六文；芸豆卷两个，六文……字写得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很认真。

    嘉禾站在玻璃柜子后面，眼睛盯着那些点心，也盯着客人。有客人要豌豆黄，他就指着豌豆黄；要芸豆卷，他就指着芸豆卷。虽然不说话，但很准确。

    一个老太太进来，看了看点心，又看了看嘉禾：“这孩子，眼睛真亮。”

    嘉禾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您要点什么？”静婉问。

    “来块豌豆黄，”老太太说，“我牙口不好，就爱吃软的。”

    静婉包了一块，递给老太太。老太太尝了一口，连连点头：“好吃，真好吃。比稻香村的还细。”

    “您过奖了。”静婉笑着说。

    “不过奖，”老太太说，“我年轻时候在宫里当过差，吃过正宗的豌豆黄。你这味儿，有七八分像了。”

    静婉心里一动：“您在宫里当过差？”

    “是啊，”老太太叹口气，“那是光绪年间的事了。后来大清没了，我们都散了。没想到，在这儿又吃到了宫里的味儿。”

    她买了三块点心，走了。静婉看着她蹒跚的背影，想起自己的母亲，想起那些在宫里伺候过的老人。物是人非，只有这点心的味道，还留着当年的影子。

    一上午，点心卖了一半。中午时分，客人少了些。沈德昌在后面做新的点心，静婉在前面照看铺子，建国记账，嘉禾帮忙递东西。

    “娘，咱们挣了多少钱？”建国问。

    静婉数了数钱匣子：“一百二十文。”

    建国在本子上算了算：“成本大概八十文，挣了四十文。”

    四十文，不多，但够一家人吃一天饭了。静婉很满意。第一天，能这样，不错了。

    下午，客人又多了起来。有附近的住户，有过路的行人，还有听说了专门找来的。静婉忙得脚不沾地，但脸上始终带着笑。

    嘉禾也很忙。他要帮着递点心，帮着收钱，还要看着弟弟——建国虽然大些，但毕竟是孩子，有时会算错账。嘉禾眼睛尖，总能看出来。

    “哥，这个该收三文，你收了两文。”他小声提醒。

    建国脸一红，赶紧补上。

    傍晚，点心卖光了。沈德昌又做了一锅，但不多，只够明天早上卖的。他累了，坐在灶间的小凳子上歇着。六十八岁的人了，站了一天，腰酸背痛。

    静婉给他倒了杯茶：“累了吧？”

    “不累，”沈德昌说，“心里踏实。”

    是啊，踏实。有自己的铺子，有自己的生意，虽然小，虽然累，但踏实。不用看人脸色，不用东奔西跑，一家人在一起，挣干净钱，吃安心饭。

    晚上算账，一天卖了二百块点心，收了四百文钱。除去成本，挣了一百二十文。

    “不少了，”沈德昌说，“一个月下来，能挣三四块大洋。够咱们过日子了。”

    静婉点点头。她数着那些铜板，一个个擦干净，放进钱匣子里。铜板沉甸甸的，是实实在在的收获。

    夜里，一家人挤在小炕上，却都很兴奋，睡不着。

    “爹，明天还做豌豆黄吗？”嘉禾问。

    “做，”沈德昌说，“不过得多做些。今天不够卖。”

    “那我帮您挑豆子。”嘉禾说。

    “好。”沈德昌摸摸他的头。

    建国说：“爹，我记账记得对吗？”

    “对，”沈德昌说，“就是字得练练，太丑了。”

    建国不好意思地笑了：“我练，我一定练好。”

    静婉听着，心里满满的。这是她的家，她的男人，她的孩子。虽然穷，虽然小，但有奔头，有希望。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生意一天比一天好。沈记饽饽铺的点心，在前门外渐渐有了名气。有人说，这家的豌豆黄地道，芸豆卷细腻，驴打滚软糯，萨其马酥香。一传十，十传百，来买的人越来越多。

    静婉的京片子也越来越溜了。她学会了招呼客人的各种说法：“您来点儿什么？”“给您包上。”“慢走，下次再来。”说得自然，说得亲切。没人看得出，她曾经是醇亲王府的格格，曾经十指不沾阳春水。

    她现在就是个点心铺的老板娘，干净，利落，和气。

    嘉禾也成了铺子里的小帮手。他记性好，客人要什么，他总能准确地指出来。有时候客人多了，静婉忙不过来，他就帮着递点心，收钱。虽然话不多，但手脚麻利。

    沈德昌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这小子，有灵性，是块学手艺的料。

    一个月后，算总账。这个月挣了五块大洋，除去房租、材料钱，净剩三块。不多，但够一家人吃喝了，还能攒下一点。

    沈德昌拿着那三块大洋，对静婉说：“等攒够了钱，咱们把这半间铺面买下来。”

    静婉眼睛亮了：“能买吗？”

    “能，”沈德昌说，“我跟房东打听过了，这半间铺面，卖的话要一百大洋。咱们攒几年，应该能攒够。”

    一百大洋，对现在的他们来说是天价。但有了目标，就有了奔头。一天攒一点，一年攒一点，总有攒够的时候。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做点心，开门，卖点心，关门，算账，睡觉。周而复始，枯燥，但充实。

    静婉学会了更多北京话，学会了跟各色客人打交道。有挑剔的，她和气应对；有为难的，她不卑不亢。渐渐的，她在这一片有了好人缘，大家都叫她“沈嫂子”。

    建国学会了记账，字也练得好些了。他还学会了算成本，算利润，有时候能帮爹娘出主意：“爹，豆子涨价了，咱们的点心是不是也该涨点？”

    沈德昌想了想：“涨一文吧。但不能涨太多，老百姓吃的是个实惠。”

    于是豌豆黄涨到三文，芸豆卷涨到四文。客人有抱怨的，但吃了点心，觉得值，也就不说什么了。

    嘉禾还是那样，话不多，但眼睛亮，手脚勤。他开始跟着爹学做点心了——不是正式学，就是帮着打下手。泡豆子，筛面粉，揉面团。沈德昌不说教，他就看，就记，就琢磨。

    有一天，沈德昌做豌豆黄，嘉禾在旁边看。豆沙熬好了，沈德昌尝了尝，皱了皱眉：“糖放少了。”

    嘉禾忽然说：“爹，再加点糖。”

    沈德昌一愣：“你怎么知道？”

    “我闻着味儿不对，”嘉禾说，“平时的豌豆黄，香味里带着甜味。今天这个，只有豆香，没有甜香。”

    沈德昌惊讶地看着儿子。他才八岁，就能闻出味道的差别？他试着加了一点糖，再尝，果然对了。

    “小子，行啊。”他拍拍嘉禾的头。

    嘉禾不好意思地笑了。

    从那天起，沈德昌开始有意识地教嘉禾。不是正式教，就是在做事的时候，随口说几句：“豆子要泡够时辰，不然蒸不烂。”“熬豆沙火要小，要不停搅，不然会糊。”“切点心刀要快，手要稳。”

    嘉禾听着，记着，偶尔问一句：“为什么？”

    “为什么？”沈德昌想了想，“因为这是规矩。宫里的规矩，做点心的规矩。规矩定了，就不能改。改了，味道就不对了。”

    嘉禾似懂非懂，但点点头。他记住了：做点心，有规矩。

    秋天到了，北京城最美的季节。沈记饽饽铺的生意更好了。中秋将近，很多人来买点心送礼。静婉准备了礼盒——简单的纸盒，印着“沈记”两个字，里面装上四样点心，扎上红绳，显得喜庆。

    “沈嫂子，来两盒点心，送人。”熟客老赵来了。

    “好嘞，”静婉麻利地装盒，“您送人，我给您挑最好的。”

    “就冲您这实在劲儿，我就爱来您这儿买。”老赵笑着说。

    静婉也笑了。实在，这是她做生意的原则。点心要做得好，材料要用得足，价钱要公道。不欺客，不骗人，这样才能长久。

    中秋那天，铺子歇业一天。一家人坐在小天井里，赏月，吃月饼。月饼是沈德昌自己做的，五仁馅，皮薄馅大，油光光的。

    “爹，咱们来北京半年了。”建国说。

    “嗯，半年了。”沈德昌点点头。

    “我觉得北京好，”建国说，“热闹，有意思。”

    “你喜欢就好。”沈德昌说。

    嘉禾吃着月饼，忽然说：“爹，我想学做月饼。”

    “想学？”

    “嗯，”嘉禾点头，“月饼好看，好吃。我想学。”

    沈德昌看着儿子，眼睛亮亮的，满是渴望。他想起自己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进御膳房，也是这么看着师父做点心，眼睛也是这么亮。

    “等明年中秋，爹教你。”他说。

    嘉禾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

    静婉看着父子俩，心里暖暖的。这是她的家，她的男人，她的孩子。在北京城，在前门外，在这半间铺面里，他们扎下了根，开始了新的生活。

    月光很好，照着小天井，照着这一家人。远处传来隐约的歌声，是有人在唱戏，唱的是《贵妃醉酒》。咿咿呀呀的，在秋夜里飘得很远。

    静婉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醇亲王府的中秋夜。那时她还是格格，坐在花园里，听戏班子唱戏，吃宫里赏下来的月饼。月饼很精致，但她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现在她明白了，缺的是这份踏实，这份团圆，这份用自己的双手挣来的幸福。

    “沈师傅，”她轻声说，“咱们会越来越好的，对吧？”

    “对，”沈德昌握住她的手，“一定会越来越好。”

    月亮升到中天，很圆，很亮。照着北京城，照着前门外，照着这半间小小的饽饽铺，照着这一家四口。

    他们的日子，就像这点心，虽然材料普通，虽然做法简单，但用心做，用情做，就能做出好味道。

    京味儿是什么？是豆汁儿的酸，是炸酱面的咸，是冰糖葫芦的甜，也是沈记饽饽铺这点心的香。是寻常百姓家的味道，是踏实过日子的味道。

    静婉尝到了。沈德昌尝到了。建国和嘉禾也尝到了。

    这是他们的京味儿，他们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