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家族离散

    民国十五年，春深。

    北平前门外的柳絮飘得正凶，一团团，一簇簇，像下着暖昧的雪。沈记饽饽铺的玻璃柜子上蒙了薄薄一层白，嘉禾拿着抹布，一遍遍地擦。十岁的孩子，胳膊还不够长，踮着脚才够到柜子顶。

    “别擦了，擦不完的。”沈德昌从灶间出来，手里端着刚出锅的豌豆黄。七十四岁的老爷子，背驼得更厉害了，但手上的活儿依旧利索。他把豌豆黄一块块切好，码进柜子里，黄澄澄的，在昏暗的铺子里泛着光。

    铺子里没什么客人。下午三点，是一天里最清闲的时候。建国在里屋写作业，念书声断断续续地传出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你哥念的什么？”沈德昌问。

    “庄子，”嘉禾说，“逍遥游。”

    沈德昌点点头，没说话。他不懂庄子，只知道儿子念的是书，是学问。有学问好，有学问就能跳出这个饽饽铺，不用像他一样，一辈子围着灶台转。

    正想着，门帘被掀开了。不是客人，是沈德盛——沈德昌的亲弟弟，小他十二岁。

    “哥。”沈德盛喊了一声，声音有些哑。

    沈德昌抬起头，愣住了。弟弟穿了一身灰布学生装，剪了短发，戴着一副圆眼镜，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却也陌生。他们兄弟俩有半年没见了，上次见还是去年中秋。

    “德盛？你怎么来了？”沈德昌放下手里的活，“快进来坐。”

    沈德盛没坐，站在铺子中间，环顾四周。玻璃柜子，木头柜台，墙上贴着的价目表，还有角落里那台老旧的收音机——那是沈德昌去年咬牙买的，为了听新闻。

    “哥，我要走了。”沈德盛说。

    沈德昌手里的抹布掉在地上：“走？去哪儿？”

    “广州。”沈德盛的声音很平静，但眼睛里闪着光，“参加革命。”

    “革命”两个字像锤子一样砸在沈德昌心上。他想起前些天收音机里说的，南边在闹革命，孙文的人在广州建立了政府，要北伐，要打倒军阀。他没太听懂，只知道那是在打仗，要死人的。

    “你……你要去打仗？”沈德昌的声音发颤。

    “不是打仗，是革命。”沈德盛纠正他，“为了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中国。”

    沈德昌听不懂这些词。他只知道，弟弟是个读书人，在北平的大学里教书，好好的工作不做，为什么要去南边冒那个险？

    “德盛，你听哥说，”沈德昌抓住弟弟的胳膊，“革命是别人的事，咱们老百姓，好好过日子就行。你教书，挣工资，娶媳妇，生孩子，这才是正理。”

    沈德盛摇摇头，笑了，笑得有些悲凉：“哥，你就是太老实了。这世道，能让你好好过日子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外国人在咱们的土地上耀武扬威。不革命，不改变，咱们的子子孙孙，都得过这种苦日子。”

    沈德昌不说话了。他想起静婉，想起她临终前说的话：“这世道，什么时候才能太平？”静婉没等到太平，她走了，留下他和四个孩子，在这个乱世里挣扎。

    “你嫂子要是还在，也不会让你去。”沈德昌说。

    提到静婉，沈德盛沉默了。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嫂子是个明白人。她要是知道我去革命，会理解的。”

    “理解什么？”沈德昌忽然有些生气，“理解你去送死？”

    “不是送死，是牺牲。”沈德盛说，“为了理想，为了未来，牺牲是值得的。”

    兄弟俩僵持着。铺子里很安静，只有建国念书的声音，还有外面街上隐隐约约的叫卖声。

    嘉禾站在柜台后，看着叔叔。他喜欢叔叔，叔叔每次来，都会给他带书，带新奇的玩意儿。叔叔会讲很多他听不懂的道理，讲国家，讲民族，讲未来。那些话，爹从不讲，爹只讲怎么择菜，怎么和面，怎么把点心做好。

    “叔，”嘉禾小声问，“广州远吗？”

    沈德盛转过头，看着侄子：“远，在南方，离北平几千里。”

    “那儿……有点心吗？”

    沈德盛笑了：“有，但跟咱们这儿的不一样。广州的点心甜，精致，花样多。等叔到了，给你寄一些回来尝尝。”

    嘉禾点点头，眼睛亮亮的。

    沈德昌叹了口气。他知道，劝不住了。弟弟从小就有主意，认准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什么时候走？”他问。

    “后天。”沈德盛说，“从天津坐船，先到上海，再到广州。”

    “这么急？”

    “嗯，组织上安排的。”沈德盛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沈德昌，“哥，这个你收着。”

    沈德昌打开，里面是几块大洋，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对年轻夫妇，男的穿着长衫，女的穿着旗袍，怀里抱着个婴儿。

    “这是……”沈德昌认出来了，是爹娘。照片很旧了，边角都磨损了。

    “咱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沈德盛说，“我翻拍的。你留一张，我带走一张。万一……万一我回不来，也算有个念想。”

    沈德昌的手抖了抖。他把照片紧紧攥在手里，像是攥着最后一点亲情。

    “别说丧气话，”他说，“一定要回来。”

    “嗯，”沈德盛点头，“等革命成功了，我一定回来。”

    可两个人心里都清楚，这一别，可能就是永别。乱世之中，人命如草芥。南下革命，凶多吉少。

    “晚上在家吃饭吧，”沈德昌说，“我让你嫂子……让嘉禾他娘，给你做点好吃的。”

    他下意识地说“你嫂子”，说完才想起，静婉已经不在了。心里一酸，眼睛有些湿。

    “好。”沈德盛说。

    沈德昌让嘉禾去叫建国，自己进了灶间。他要做几个菜，给弟弟送行。虽然没什么好材料，但得用心做。

    他切了肉，白菜，豆腐。肉是昨天剩的，不多，切成薄片。白菜是自家腌的酸菜，炖肉香。豆腐是早上买的，还新鲜。又和了面，准备烙饼——弟弟爱吃他烙的饼，小时候总跟他抢。

    嘉禾进来烧火。灶膛里的火红彤彤的，映着他的脸。

    “爹，叔为什么要去广州？”他问。

    “为了……为了他相信的东西。”沈德昌说，“你还小，不懂。”

    “我懂，”嘉禾说，“叔说过，要建设一个新的中国。那个中国，没有战争，没有饥饿，人人有饭吃，有衣穿。”

    沈德昌手里的刀顿了顿。这些话，弟弟也跟他说过。他当时不信，现在还是不信。没有战争，没有饥饿？那得是什么世道？他想不出来。

    “你信吗？”他问儿子。

    嘉禾想了想，点点头：“信。叔说的，我都信。”

    沈德昌不再说话。他开始炒菜。油热了，下肉片，滋啦一声，香气冒出来。翻炒，加酱油，加酸菜，加水，炖。动作很熟练，像是在宫里做御膳时一样，一丝不苟。

    菜做好了，饼也烙好了。一家人围坐在后院的小桌旁。建国，嘉禾，立秋，小满，还有沈德昌和沈德盛。立秋四岁了，小满两岁，还不太会自己吃饭，嘉禾喂她。

    “吃吧，”沈德昌给弟弟夹了块肉，“多吃点，路上辛苦。”

    沈德盛吃得很香。他很久没吃过哥哥做的饭了。在北平这些年，他吃食堂，吃小馆，总想着哥哥做的饭。简单，但实在，有家的味道。

    “哥，你的手艺还是这么好。”他说。

    “手艺再好，也就是个厨子。”沈德昌说，“比不了你们读书人。”

    “厨子怎么了？”沈德盛放下筷子，“民以食为天。没有厨子，再大的官，再有钱的人，也得饿肚子。哥，你别看轻自己的手艺。这是本事，是能传家的本事。”

    沈德昌笑了笑，没说话。他知道弟弟在安慰他。

    “嘉禾，”沈德盛转向侄子，“好好跟你爹学手艺。等叔回来，要尝你做的点心。”

    “嗯！”嘉禾用力点头。

    建国也给叔叔夹菜：“叔，您到了广州，给我写信。告诉我那边什么样，有什么新鲜事。”

    “好，”沈德盛说，“一定写。”

    一顿饭，吃了很久。天渐渐黑了，院子里点起了灯。灯光昏黄，照着这一家人，照着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团圆。

    吃完饭，沈德盛要走了。他还有事，得回学校收拾东西。沈德昌送他到门口。

    “哥，”沈德盛站在门口，回头看了看饽餜铺的招牌，“这铺子，一定要开下去。这是咱沈家的根。”

    “我知道。”沈德昌说。

    “等革命成功了，我回北平，咱们兄弟俩，还在一起。”

    “好，我等你。”

    兄弟俩拥抱了一下。很用力，像是要把所有的牵挂，所有的不舍，都融进这个拥抱里。

    沈德盛走了，背影消失在夜色中。沈德昌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爹，进屋吧，风大。”建国说。

    沈德昌转身，回了屋。铺子里空荡荡的，弟弟坐过的凳子还摆在那儿，桌上的碗筷还没收。一切都和平时一样，可他知道，不一样了。这个家，又少了一个人。

    夜里，沈德昌睡不着。他坐在静婉以前常坐的椅子上，看着窗外。月亮很亮，照着院子里的枣树，照着水井，照着这个家。

    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小时候，他和弟弟在廊坊老家，一起下河摸鱼，一起上树掏鸟窝。想起爹去世那年，弟弟才十岁，哭得撕心裂肺，他抱着弟弟说：“别怕，有哥在。”想起后来他进宫当差，弟弟在家读书，每月他托人捎钱回去，弟弟总写信来，字写得歪歪扭扭，但情真意切。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弟弟长大了，有主意了，要去革命了。而他，老了，驼了，守着这个饽饽铺，守着静婉留下的孩子们。

    他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心里的累。这世道，怎么就这么难呢？想过个安稳日子，怎么就那么难呢？

    正想着，里屋传来小满的哭声。嘉禾醒了，去哄妹妹。建国也醒了，点起灯，去看书。这个家，还在运转，还在努力地活着。

    沈德昌站起身，走进灶间。他开始和面，准备明天的点心。面要和得软硬适中，要揉得光滑。他揉得很用力，像是在揉掉心里的苦，揉掉对弟弟的担忧，揉掉对这个乱世的无奈。

    日子还得过。点心还得做。铺子还得开。

    一个月后，又有人要走。这次是沈秀英，沈德昌的妹妹，小他八岁。

    秀英嫁给了东北的一个商人，姓赵，做皮毛生意。商人来北平进货，看中了秀英，托人来说媒。秀英二十九了，在乡下算是老姑娘，家里人都着急。沈德昌见过那个商人，四十多岁，长得还算周正，说话也客气。最重要的是，他答应带秀英去奉天，过好日子。

    “哥，我想好了，”秀英坐在铺子里，手里绞着一条手帕，“跟他去奉天。”

    沈德昌看着她。妹妹瘦了，眼角有了细纹。在乡下这些年，她不容易。爹娘走得早，长兄如父，他这个当哥的，没照顾好妹妹。

    “你想清楚，”他说，“奉天那么远，人生地不熟。万一……万一他待你不好，你连个哭的地方都没有。”

    “我知道，”秀英低下头，“可留在乡下，又能怎么样呢？种地，织布，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我想出去看看，想过过不一样的日子。”

    沈德昌不说话了。他理解妹妹。静婉当年，不也是想看看不一样的世界，才跟着他这个老厨子，从王府到乡下，从格格到农妇吗？

    “他……对你好吗？”他问。

    “好，”秀英脸红了，“每次来北平，都给我带东西。还说，到了奉天，给我买皮袄，买金镯子，让我当少奶奶。”

    沈德昌心里一沉。这些话，他听着不踏实。商人重利轻别离，他是知道的。可看着妹妹眼里的光，他不忍心泼冷水。

    “什么时候走？”他问。

    “下月初，”秀英说，“从北平坐火车，三天三夜到奉天。”

    又一个人要走，去更远的地方。沈德昌觉得，这个家，像一棵老树，叶子一片片地掉，枝干一根根地断。

    “哥，你放心，”秀英握住他的手，“我会常写信的。等我站稳脚跟，接你去奉天看看。听说奉天的冬天可漂亮了，雪下得老厚，屋檐下的冰溜子有这么长。”她比划着，眼睛里满是憧憬。

    沈德昌点点头，笑了，笑得很勉强。

    秀英要走了，得准备嫁妆。虽然是二婚，虽然是远嫁，但沈德昌不想让妹妹太寒酸。他翻出静婉留下的一些东西：一块绸缎料子，是静婉做旗袍剩的；一对银镯子，是静婉戴过的；还有几件细软，都是静婉生前喜欢的。

    “这些你带着，”他把东西包好，递给秀英，“到了那边，想家了，就看看。”

    秀英接过，眼泪掉下来：“哥，我对不起你。你养我这么大，我没报答你，还要你贴补我。”

    “说什么傻话，”沈德昌拍拍她的肩，“你过得好，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夜里，秀英住在铺子里。她和嘉禾挤一张炕，兄妹俩说了一夜的话。秀英给嘉禾讲东北的故事：长白山的天池，松花江的冰灯，还有那些穿着皮袄、赶着爬犁的关东人。嘉禾听着，像听神话。

    “姑，奉天有饽饽铺吗？”他问。

    “有，肯定有，”秀英说，“等姑到了，给你寄奉天的点心。听说有一种叫‘老边饺子’的，可好吃了。”

    “那您学会了，写信告诉我怎么做。”

    “好，姑一定学。”

    天快亮时，秀英才睡着。嘉禾却睡不着，他看着姑姑的侧脸，想起叔叔走的那天，想起娘走的那天。这个家，人越来越少了。

    第二天，沈德昌开始给秀英准备路上用的东西。干粮要带足，火车上东西贵。水壶要装满，路上渴了能喝。还有棉衣，奉天冷，得穿厚点。

    他翻出家里最好的棉花，最好的布，要给秀英做一身新棉袄。可他不会做针线，静婉在时，这些都是静婉做的。

    “爹，我来吧。”嘉禾说。

    沈德昌一愣：“你会？”

    “娘教过我一点。”嘉禾说。

    他拿出针线筐，那是静婉留下的。里面有各种颜色的线，有顶针，有剪刀，还有静婉用了一半的粉饼——在布上画线用的。

    嘉禾坐在灯下，开始裁布。他的手很稳，刀很利，布裁得整整齐齐。然后铺棉花，一层，两层，三层。棉花要铺得匀，不能厚一块薄一块。

    他开始缝。针脚很密，很匀，像静婉缝的一样。沈德昌在一旁看着，眼睛湿了。他想起静婉教嘉禾认字，教他缝扣子，教他做人的道理。静婉不在了，可她教的东西，还在。

    缝到半夜，棉袄做好了。厚实，暖和，针脚细密。嘉禾又缝了一双棉鞋，鞋底纳得结结实实。

    “好了，”他把棉袄棉鞋叠好，放在秀英的包袱里，“姑，路上冷，您穿这个。”

    秀英接过，摸着那细密的针脚，眼泪又掉下来：“嘉禾，你……你跟你娘一样，手巧，心细。”

    嘉禾低下头，没说话。他想娘了。

    秀英走的前一天，沈德昌把家里最后几块大洋拿出来，塞进棉袄的夹层里。秀英看见了，不要：“哥，你留着，家里用钱的地方多。”

    “拿着，”沈德昌很坚决，“穷家富路。到了那边，万一有个急用，不至于抓瞎。”

    秀英推辞不过，收下了。她知道，这是哥哥全部的家当了。

    夜里，一家人又吃了顿团圆饭。还是简单的菜，简单的饭，但吃得很慢，很珍惜。建国给姑姑夹菜，嘉禾给姑姑盛汤，立秋和小满围着姑姑转。这个家，虽然穷，虽然难，但温暖。

    秀英抱着小满，亲了又亲：“小满，等姑在奉天站稳了脚跟，接你去玩。”

    小满不懂，只是咯咯笑。

    “建国，好好读书，考大学，当大官。”秀英说。

    “嗯，”建国点头，“姑，您放心。”

    “嘉禾，好好学手艺，把你爹的本事都学来。”

    “嗯。”

    “立秋，要听话，别淘气。”

    立秋点点头，往嘉禾身后躲。

    交代了一圈，秀英最后看向沈德昌：“哥，你……你要保重身体。别太累，该歇就歇。孩子们都懂事，能帮你。”

    沈德昌点点头，说不出话。他心里堵得慌，像压了块石头。

    这一夜，谁都没睡好。沈德昌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秀英在屋里收拾东西，一遍遍地检查，生怕漏了什么。嘉禾在灶间，给姑姑烙饼——路上吃的干粮。

    天快亮时，饼烙好了。金黄，酥脆，一层层的。嘉禾用油纸包好，放进包袱里。

    “姑，路上吃。”他说。

    秀英接过，抱了抱侄子：“嘉禾，你长大了。这个家，以后得多靠你了。”

    “我知道。”嘉禾说。

    天亮了，雇的马车来了。秀英的包袱不多，一个箱子，一个包袱。箱子是商人送的，红漆的，很漂亮。包袱是沈德昌准备的，蓝布包的，朴素，但实在。

    一家人送到门口。沈德昌，建国，嘉禾，立秋，小满。五个身影，站在晨光里，送别又一个亲人。

    “哥，我走了。”秀英说。

    “嗯，路上小心。”沈德昌说。

    “到了就写信。”

    “好。”

    秀英上了马车。车夫扬鞭，马儿迈步。马车吱呀吱呀地走了，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胡同口。

    沈德昌还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建国拉他的袖子：“爹，回屋吧。”

    他这才转身，回到铺子里。铺子空荡荡的，秀英坐过的凳子还在，用过的碗还在。可人，已经走了。

    这个家，又空了一块。

    接下来的日子，沈德昌更沉默了。他整天在灶间忙活，做点心，卖点心，话越来越少。有时候一整天，都说不了十句话。

    建国和嘉禾都担心。建国放学回来，总想办法跟爹说话，讲学校里的趣事，讲新学的知识。嘉禾做点心时，也总问爹问题，让爹教他。

    可沈德昌的话还是少。他心里压着太多事：静婉的病逝，德盛的革命，秀英的远嫁。这些事，像一块块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

    唯一让他欣慰的，是孩子们都懂事。建国学习好，老师说他能考上好中学。嘉禾手艺学得快，已经能独立做大部分点心了。立秋虽然小，但听话，不闹人。小满两岁了，会叫爹，会叫哥，整天笑呵呵的。

    这个家，还在。虽然人少了，但还在。

    秋天来了，北平的秋天最美。天高云淡，风清气爽。可沈德昌没心思赏秋。他担心弟弟，担心妹妹。德盛到了广州了吗？秀英在奉天过得好吗？没有消息，一点消息都没有。

    他每天早晚都开收音机，听新闻。新闻里总是打仗，总是动荡。今天直军打皖军，明天奉军打直军，后天又是南边的革命军要北伐。他听不懂那些政治，只知道，这世道，越来越乱了。

    铺子的生意也越来越差。前门外新开了好几家大点心铺，装修气派，点心花样多。沈记饽饽铺这样的小铺子，生存越来越难。有时候一天都卖不出去几块点心。

    沈德昌开始想办法。他增加点心的种类，学做新式的点心。可他的手艺是宫里的老法子，做出来的点心精致，但费工费料，价钱下不来。老百姓图的是实惠，不是精致。

    嘉禾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开始琢磨，怎么改良点心，既能保持味道，又能降低成本。他试了几次，都不成功。不是味道变了，就是样子不好看。

    “爹，怎么办？”他问沈德昌。

    沈德昌摇摇头：“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

    这是嘉禾第一次听见爹说“不知道”。在他心里，爹是无所不能的。会做最好吃的点心，会解决所有的困难。可现在，爹也说不知道了。

    夜里，嘉禾睡不着。他起来，点亮油灯，翻开娘留下的那本满文小册子。册子已经快被他翻烂了，每一页他都熟。那些奇怪的符号，他现在已经能认很多了。

    他翻到最后一页，看着娘写的那行字：“吾儿嘉禾，传此文字，勿忘根本。”

    勿忘根本。什么是根本？是满文吗？是娘的故事吗？还是爹的手艺？

    他想不明白。但他知道，他得把这个家撑起来。爹老了，哥哥要读书，弟弟妹妹还小。他得学更多手艺，想更多办法，让这个家活下去。

    第二天，他开始尝试一种新的点心——用便宜的材料，做简单的样式，但味道要好。他试了三天，终于做出一种小米糕。小米便宜，加糖，加枣，蒸熟了，切块卖。成本低，味道甜，样子也朴实。

    “这个行，”沈德昌尝了尝，“便宜，实惠，老百姓爱买。”

    小米糕一推出，果然卖得好。两文钱一块，比豌豆黄便宜一半，但顶饱，甜。附近的苦力，车夫，都爱买。沈记饽饽铺的生意，又好了一点。

    嘉禾很高兴。他终于能帮上忙了，终于能为这个家做点事了。

    可好消息总是短暂的。十月的一天，沈德昌收到一封信。是从广州来的，但不是德盛写的，是他的一个同志写的。

    信上说，德盛到了广州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工作很努力。但上个月，在一次集会中，他被军阀的密探盯上，被抓了。现在关在监狱里，生死不明。

    沈德昌看完信，手抖得拿不住纸。信纸飘落在地上，像一片枯叶。

    “爹！”建国捡起信，看完，脸色也变了。

    嘉禾站在一旁，虽然看不懂信，但从爹和哥哥的脸色，他知道出事了。

    “叔……叔叔怎么了？”他小声问。

    沈德昌没回答。他坐在椅子上，低着头，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沉默，沉重。

    过了很久，他才抬起头，对建国说：“给你姑写信，告诉她，家里出了点事，让她……让她在奉天好好的，别惦记。”

    “那叔叔……”

    “你叔叔……”沈德昌的声音很哑，“他……他做了他想做的事。我们……我们等消息。”

    等消息。等什么消息？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沈德昌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可能再也见不到弟弟了。

    夜里，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天很冷，风很大，但他不觉得。他心里更冷。

    他想起了爹临终前的话：“德昌，你是老大，要照顾好弟弟妹妹。”他答应了，可他没做到。德盛去革命，生死未卜。秀英远嫁，不知冷暖。他这个当哥的，无能，无力。

    月亮被云遮住了，院子里一片漆黑。只有灶间还亮着灯，是嘉禾在准备明天的点心。

    沈德昌站起身，走进灶间。嘉禾正在和面，小小的身影，在灯光下显得单薄，却坚定。

    “爹，”嘉禾看见他，“您怎么还没睡？”

    “睡不着，”沈德昌说，“我来帮你。”

    他洗手，和嘉禾一起和面。父子俩都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干活。和面，揉面，醒面。每一步，都认真，都仔细。

    面醒好了，沈德昌开始教嘉禾一种新点心——静婉最爱吃的芸豆卷。芸豆要泡透，蒸烂，过筛，加糖，加油，慢火熬。熬成细腻的豆沙，晾凉，用湿布卷起来，切成段。

    “你娘最爱吃这个，”沈德昌一边做一边说，“她说，这是宫里的味道，是大清的味道。”

    “大清没了，宫里的味道还在吗？”嘉禾问。

    “在，”沈德昌说，“在咱们的手艺里，在咱们的记忆里。只要咱们还做，这味道就还在。”

    芸豆卷做好了，白生生，软糯糯，甜丝丝。沈德昌切了一块，递给嘉禾：“尝尝。”

    嘉禾接过，咬了一口。细腻，清甜，入口即化。是娘爱的味道，是爹守了一辈子的味道。

    “好吃，”他说，“跟娘做的一样好吃。”

    沈德昌笑了，笑得很苦：“你娘做的，比我做的好吃。她手巧，心细，做什么都精致。”

    “那您教我，”嘉禾说，“我都学会，都记住。等将来，教给立秋，教给小满，教给咱们沈家的子孙。”

    沈德昌看着儿子，眼睛湿了。这个十岁的孩子，已经懂得了传承，懂得了责任。

    “好，”他说，“爹都教你。”

    夜深了，点心都做好了。沈德昌和嘉禾收拾完灶间，准备睡觉。临走前，沈德昌回头看了看这个小小的灶间：灶台，锅碗，面盆，还有那些做好的点心。

    这是他的战场，他一辈子的战场。在这里，他失去了静婉，送走了弟弟妹妹。但在这里，他也养大了孩子们，传承了手艺，守护了这个家。

    这个家，虽然离散，虽然艰难，但还在。只要还在，就有希望。

    他吹了灯，走出灶间。院子里，月亮从云里出来了，很亮，很圆。照着这个家，照着这个在乱世里挣扎，却从未放弃的家。

    明天，太阳还会升起。铺子还会开门，点心还会做，日子还会过。

    因为生活，总要继续。因为家，永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