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排练厅门口，手指还贴在门把手上。走廊的灯刚亮过一瞬，脚步声远去，留下安静。我推开门，里面已经有人在等。
房间很大，靠墙摆着几件乐器，角落里架着麦克风。一个男人坐在控制台前，抬头看了我一眼。他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我知道他是制作人。昨天那张纸条上的号码打通后，他只说了时间地点，没有多余的话。
我放下包，走到中间。空气里有淡淡的琴弦味，像是刚调过音。我没来得及多想，门又开了。三个人陆续进来，背着各自的设备。贝斯手是位短发女人，进门就拆琴套；鼓手个子不高，把手套放在音箱上；键盘手最晚到，拎着一台旧合成器。
制作人站起来，简单介绍了我们。没人寒暄，大家都习惯了这种节奏。他打开电脑，放了一段旋律。声音不大，但能听出是为女声写的，节奏松而不散，像呼吸一样自然。
“这是第一首。”他说，“你试试。”
我戴上耳机，听着前奏走了一遍。感觉有点陌生，不是我以前唱的风格。没有强烈的副歌冲击，也没有明显的节拍提示，全靠情绪推进。我深吸一口气，站到麦克风前。
前两句还算顺利。可到了第三句，我习惯性地想要加强气息，结果和鼓点撞在一起。鼓手抬了抬头，手停在半空。音乐断了。
“不对。”制作人说。
我摘下耳机，等着他说哪里错了。
“你在‘唱’，不是在‘说’。”他看着屏幕，“这首歌不是让你表演，是让你开口。”
我不太明白。
他关掉音乐，转向我说：“你还记得比赛那天，伴奏断了的时候吗？”
我点头。
“那时候你没管节奏，也没想技巧，你就继续唱。那种状态，才是对的。”
我愣了一下。那天的事我一直记得。灯光晃眼，台下嗡嗡作响，但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要把这首歌唱完。
我重新戴上耳机，闭上眼睛。这次我不再想着怎么唱好，而是想着为什么要唱。音乐响起，我跟着进入。这一次，我没有刻意控制声音的高低，也没有追求每个字都清晰。我只是顺着感觉，把词一句句送出去。
唱到一半时，我听见制作人轻声说：“对了。”
睁开眼，乐队的人都在看我。贝斯手微微点头，鼓手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节拍。键盘手甚至笑了下。
制作人起身，走到我面前。“就是这样。以后每首歌，都要找到这个点。”
我喘了口气，手心有点湿。这不是轻松的事，但我知道，这才是我想走的路。
接下来几天，我们每天都在这里。早上九点开始，一直到傍晚。制作人不急，也不拖沓，每一遍练习都有明确目标。他会录下我的每一次试唱，回放时逐句分析。哪里太用力，哪里太躲闪，他都能听出来。
有一次练高音段落，我连续几次都没稳住。嗓子开始发紧，喉咙干涩。结束后我坐在角落喝水，有点泄气。
“一定要改吗？”我问他，“我现在这样也能唱。”
他没马上回答。过了会儿，他从包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我。上面是手写的歌词，字迹工整。
我低头看。
第一句写的是：“雨夜骑车穿过街口，耳机里突然传出自己的歌。”
我抬起头，心跳快了一拍。
第二段写着：“妹妹躲在门后录音，说姐姐唱歌比明星还好听。”
这些事我都记得。那些我以为没人注意的瞬间，竟然都被写进了歌词。
“这不是要你变成别人。”他说，“是要你有能力说出这些事。”
我把纸折好，放进衣兜。第二天一早，我提前两个小时到了排练厅，自己对着钢琴练发声。
乐队慢慢开始配合我的节奏。贝斯手不再死守谱面，而是根据我的语气调整低音线条；鼓手学会了留白，在我停顿时让空间存在；键盘手甚至主动提出加一段轻柔的前奏，说那样更适合我开口。
我们开始尝试即兴衔接。有时候我临时换一句词，他们也能立刻跟上。那种默契不是一天形成的，但我们都在努力靠近同一个方向。
制作人很少夸人，但他有一次在回放时，多听了三遍副歌部分。然后他说：“这版可以存档。”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只是个歌手，更像是在参与创作的人。
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调整第二首歌的结构。这首歌讲的是小时候在巷口听收音机的日子。旋律简单，但情感很细。我唱到一半，忽然想到养母常说的话——“累了就回家，饭 always 在锅里。”
我把这句话加了进去，没按原词唱。唱完后有点忐忑，怕破坏整体感。
音乐停了。我等着批评。
制作人却问：“这句是你自己加的？”
我点头。
“留着。”他说，“比原来的更真。”
我鼻子一酸，赶紧低头翻谱子。不想让人看见。
天黑前，大家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我一个人留在厅里，把今天录的片段又听了一遍。窗外路灯亮了，照进一半地板。我靠着墙，小声跟着哼。
制作人走回来，看到我在练，没打扰，只是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临走前他说：“下周进录音室，先录这一首。”
我答应了。
他出门前又停下，“别怕慢。我们要做的，是让你的声音被真正听见。”
门关上后，我还在哼那句新改的词。一遍又一遍，直到嗓子有点哑。
我把水喝完，把谱子收进包里。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提醒明天的日程。我关掉屏幕，重新打开播放器。
选中刚才那段录音，按下播放。
第一个音出来时，我闭上了眼睛。
屋子里很静，只有我的声音在回荡。
我抬起手，轻轻碰了下麦克风架。
金属的凉意传到指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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