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的风还在耳边，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街灯一盏接一盏亮着，脚步声落在空荡的人行道上，节奏很稳。远处广场传来的声音渐渐淡了，但我知道那不是幻觉。有人在唱我的歌，用不整齐却坚定的声音。

    我推开单元门，电梯上升的过程中一直盯着手机屏幕。那条陌生男孩的私信还留在对话框里，我没有再回，只是把它保存了下来。到家门口时，我把钥匙插进锁孔，动作比平时慢了一些。屋内安静，冰箱的嗡鸣和昨晚一样。我脱掉外套，坐在桌前，打开笔记本电脑。

    页面跳转到社交平台后台，数据还在涨。转发数、评论数、私信数量，一条条往上走。这些不是数字，是声音。可我也清楚，声音再大，压不住有心人的手段。

    我拿起手机，拨通了关毅的号码。

    电话响了两声就被接起。他没说话，我在那头听见呼吸声。

    “我想查徐若琳。”我说。

    他顿了一下，“你决定了？”

    “我不想再等别人来救我。”我看着屏幕上那些留言，又合上电脑，“她能封杀我一次，就能封杀第二次。这次靠粉丝撑住，下次呢？如果他们也被堵住嘴呢？”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我认识一个人，做调查的。不问立场，只找事实。”

    “明天见面。”我说。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录音棚旁边的小会议室碰头。关毅先到，桌上已经摊开几张纸，写着过去三年几场重要比赛的名字和时间。我坐下后没说话，把背包放在脚边。

    半小时后，门被敲了两下。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走进来，年纪四十左右，头发短，眼神很静。他自我介绍姓陈，是私家侦探。关毅递过一份合同，说明合作方式——只负责取证，不参与后续行动。陈先生看完，签了字，收起笔。

    “你们要什么？”他问。

    “证据。”我说，“她在比赛中做过什么，怎么赢的，谁帮她做的。”

    他点头，“得从老比赛开始查。评委、工作人员、财务记录，都得挖。”

    “你能找到吗？”我问。

    “能找多少算多少。”他说，“但我提醒一句，这种事，不会写在明面上。”

    我们约好三天后第一次汇报。他离开后，会议室安静下来。关毅看着我，“怕吗？”

    “不怕。”我说，“我只是不想再被当成可以随便踩的人。”

    三天后的晚上，陈先生来了诚艺娱乐后门。我们换到一间没有监控的小房间见面。他打开笔记本，调出第一份材料。

    “找到了三个助理评委。”他说，“其中一人愿意开口。他说徐若琳通过中间人给主评委打款，名义是‘咨询费’，金额从五万到八万不等。转账用了亲属账户，但收款方后来注销了账号。”

    我盯着屏幕上的银行截图，虽然模糊，但能看到日期和金额。

    “还有别的吗？”关毅问。

    “查到了一场决赛的协调群聊记录。”他点开另一个文件，“主办方内部群，有人提出调整选手出场顺序。原定第三位出场的对手，被调到最后。理由写的是‘舞台节奏需要’，但聊天里提到‘确保稳定发挥’。”

    我认得那场比赛。那个对手最后失误严重，止步决赛。当时没人怀疑，只说是压力太大。

    “后台监控也有。”陈先生又放了一段视频，“比赛前一天晚上十一点，她的助手进了评委休息区，拿了一个礼盒进去。十五分钟后出来，盒子没了。”

    “这些东西能用吗？”我问。

    “目前只能作为线索。”他说，“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钱和评分挂钩，也没有人愿意实名作证。但这些加在一起，足够让人起疑。”

    我低头翻看记录，手指划过每一行文字。原来她不是靠实力走到今天的。每一次掌声背后，都有看不见的手在推。

    “继续查。”我说，“尤其是她最近两年的比赛。有没有类似的模式？重复的操作越多，越容易看出规律。”

    陈先生点头，“我已经在联系另一名离职的音控师。他曾在天音传媒工作，经手过两场她参赛的录制。他说有些打分数据异常，但当时没人追究。”

    会议结束后，我独自走在回住处的路上。夜还是黑的，但心里不像前几天那样沉。我不是一个人在走这条路了。

    第四天，陈先生发来新消息。他在整理一份财务对比表，列出徐若琳参赛期间，其名下关联公司对几家媒体平台的广告投放金额。时间点全部集中在比赛前后，金额远高于日常投放。

    “这是一种变相施压。”关毅看到后说，“花钱买口碑，影响舆论导向。”

    “把这些也记下来。”我说，“不是为了现在用，是为了以后。只要她再动手，我们就有一整套东西能拿出来。”

    第五天，我们开了第二次闭门会。三人围坐在桌前，所有材料按类别分开：财务线索、人员证词、流程异常、媒体联动。每一份都标了来源和可信度等级。

    “我们现在有六条独立线索。”陈先生说，“虽然没有一条能单独定性，但组合起来，已经能看出系统性操作的痕迹。”

    “够了吗？”我问。

    “不够公开。”关毅说，“但够在圈子里传。”

    我们商量出一个计划。第一步，先把资料整理成一份简洁报告，不带情绪，只列事实。标题就叫《关于公平竞争的备忘录》。不做发布，只在必要时提供给合作方或媒体记者。

    “不是为了毁她。”我说，“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有些胜利不是真的胜利。”

    “第二步呢？”陈先生问。

    “等。”我说，“她一定会再出手。只要她动，我们就跟。”

    会议结束时，窗外天刚亮。我收拾好包，把U盘放进内袋。关毅送我到门口。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他问。

    “该练歌练歌，该录歌录歌。”我说，“她想让我停下，我就偏不停。”

    他点头，“需要我做什么？”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

    我走出大楼，清晨的空气有点凉。街道上车还不多，环卫工人正在扫地。我戴上耳机，播放昨天录的一段新旋律。副歌部分改过了，不再是“我一个人走夜路”，而是“我们都在走夜路”。

    这一次，我不只是为自己唱。

    我走到公交站台，等车的时候拿出手机。平台弹窗跳出来：你的歌曲《致所有未放弃的人》试听量突破五十万。

    我点开评论区，最新一条写着：“姐姐，我和室友昨天在宿舍楼下放你的歌，放了三遍。她说她也要开始写自己的故事了。”

    我把这条收藏了。

    车来了，我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U盘贴身放着，像一块小小的石头，压在胸口下方。它不重，但它存在。

    我闭上眼，脑子里过着刚才看过的每一条线索。那些转账记录、聊天截图、监控画面，像拼图的一块块碎片。还没完整，但轮廓已经出来了。

    公交车启动，驶向下一个路口。

    我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是《微光》的前奏节奏。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