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五，丑时初。

    总督衙门的签押房里还亮着灯。这本该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门外却跪着两个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一个面黄肌瘦的年轻书生。两人在南京城的寒夜里已经跪了三个时辰，膝盖下的青石板都磨出了印子。

    曾国藩坐在堂上，手里捏着一份卷宗。

    卷宗不厚，只有七八页纸，记录的是江宁府辖下一个叫刘家村的案子。案情很简单：村里修河堤，县里拨了五百两银子。银子拨下去三个月，河堤没修，银子不见了。知县抓了村里的账房先生刘文举，也就是跪在门外那个书生的父亲，定了贪污罪，判了斩监候。

    书生叫刘文彬，今年刚中秀才，为了给父亲伸冤，变卖家产，带着老母一路告到南京。江宁府不受理，布政使衙门踢皮球，最后母子俩心一横，跪到了总督衙门门口。

    “五百两……”曾国藩放下卷宗，揉了揉眉心。

    五百两银子，在江宁府这种地方，还不够知府大人一年的冰敬炭敬。可就是这五百两，能要了一个账房先生的命，能逼得一个秀才家破人亡，能让一对母子在寒夜里跪穿膝盖。

    “带进来。”他说。

    亲兵把母子俩带进签押房。老妇一进门就扑通跪倒，磕头如捣蒜：“青天大老爷！求您救救我家老头子！他是冤枉的！冤枉的啊！”

    书生刘文彬倒是还保持着一点体面，先扶起母亲，然后自己跪下，从怀里掏出一本账册，双手呈上：“大人，这是家父记录的河工账目。每一笔支出都记得清清楚楚，绝无贪墨。请大人过目。”

    曾国藩接过账册，翻开。

    账记得很细：某月某日，购青石多少，银若干；某日，付工匠工钱多少，银若干；某日，买糯米灰浆多少，银若干……最后一页，总计支出四百九十八两七钱，还余一两三钱。

    “既然账目清楚，县里为何定罪？”他问。

    刘文彬咬牙：“回大人，县里说……说家父做的是假账。”

    “假账？”

    “是。知县大人说，那些青石、工匠、材料，都是虚报的。河堤根本没修，银子都被家父私吞了。”

    “河堤到底修没修？”

    “修了！”老妇抢着说，“村里老少都去帮过工！大人若不信，可以派人去看！那河堤现在还立着呢！”

    曾国藩沉默片刻，叫来亲兵：“去江宁府，把知县、工房书吏，还有刘家村的里正、几个工匠，都带来。现在就去。”

    “现在？”亲兵一愣，“大人，这都丑时了……”

    “就是现在。”曾国藩的声音很冷，“五百两银子的案子拖了三个月，还不够久吗？”

    人陆陆续续带来了。

    江宁知县是个胖子，睡眼惺忪地被从被窝里拎出来，一肚子火，但看见堂上坐的是曾国藩，立刻蔫了。工房书吏是个干瘦老头，哆哆嗦嗦站着。刘家村里正和三个工匠跪在下面，头都不敢抬。

    “河堤修了没有？”曾国藩开门见山。

    里正和工匠齐声道：“修了！真修了！”

    “用了多少青石？”

    “三千二百块！”一个老工匠抢着说，“都是小人带人去山里凿的，一块一块背下来的！”

    “工钱呢？”

    “一天三十文，干了两个月，统共……”另一个工匠开始算。

    曾国藩抬手止住他，看向知县：“李知县，你怎么说？”

    李知县擦着汗：“大人，下官……下官也是听工房报上来的。工房说没修，下官就……”

    “工房？”曾国藩看向那个干瘦书吏。

    书吏扑通跪下：“大人饶命！小人……小人是收了钱！收了县丞大人二十两银子，让小人做假账，说河堤没修！”

    “县丞？”

    “是……是县丞王大人的主意！”书吏磕头如捣蒜，“王大人说，五百两银子，他拿三百，给小人二十，剩下的一百八……打点上官。”

    签押房里一片死寂。

    李知县脸色煞白，腿一软，也跪下了。

    曾国藩坐在那里，看着下面这群人。一个县丞，为了三百两银子，就能做假账诬陷一个账房先生贪污。一个知县，连现场都不去看，就敢判人斩监候。一个书吏，二十两银子就能出卖良心。

    五百两。

    就为了五百两。

    “王县丞呢？”他问。

    亲兵低声道：“回大帅，王县丞……是江宁知府的小舅子。”

    哦。

    原来如此。

    怪不得案子拖了三个月，怪不得各级衙门踢皮球，怪不得……这对母子要跪到总督衙门来。

    因为下面的人不敢管，上面的人不想管。

    五百两银子是小，得罪了知府大人的小舅子是大。

    “李知县，”曾国藩缓缓道，“你为官几年了？”

    “十……十二年。”

    “十二年。”曾国藩点头，“十二年，该见过不少冤案吧？”

    李知县不敢说话。

    “本官也见过。”曾国藩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众人，“咸丰二年，长沙有个佃户，因为交不起租，被地主诬陷偷牛，活活打死。县里收了地主的钱，判了个‘斗殴致死’，赔十两银子了事。”

    “咸丰六年，九江有个商人，因为不肯把女儿送给知府做妾，被安了个‘通匪’的罪名，家产抄没，人头落地。”

    “同治元年，安庆……”

    他顿了顿，没有说下去。

    安庆屠城，死了几万人。那里面的冤魂，怕是比长江里的鱼还多。

    “这些案子，有的本官管了，有的……没管。”他转过身，看着堂下的人，“不是不想管，是管不过来。大清两京十八省，每一天，每一刻，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本官一个人，一双眼，一双手，能管多少？”

    刘文彬抬起头，眼中闪过绝望：“大人……那我父亲……”

    “你父亲会放。”曾国藩说，“不仅放，本官还会上奏朝廷，革了李知县的职，查办王县丞，追究江宁知府失察之责。”

    他走回案前，提笔写手令：

    “但你知道，这有什么用吗？”

    笔尖悬在纸上。

    “李知县革了，会有张知县、王知县补上来。王县丞查办了，会有李县丞、赵县丞顶上去。江宁知府受个申饬，罚俸半年，照样做他的官。”

    “而你呢？你父亲就算放出来，这几个月牢狱之灾，谁补偿？你家变卖的家产，谁归还？你母亲跪坏的膝盖，谁医治？”

    刘文彬愣住了。

    “本官能还你父亲清白，能惩办几个贪官，但改变不了这个世道。”曾国藩写完手令，盖上官印，“这个世道，从根子上就烂了。烂到……五百两银子就能买一条人命，二十两银子就能买一份良心。”

    他把手令交给亲兵：“去大牢，放人。”

    亲兵领命而去。

    李知县和书吏被拖下去，等候发落。里正和工匠千恩万谢地走了。签押房里，只剩下曾国藩和刘家母子。

    “大人……”刘文彬声音哽咽，“学生……学生替父亲，替刘家村一百三十七口人，谢过大人！”

    他重重磕了三个头。

    老妇也跟着磕头，额头磕出了血。

    曾国藩扶起他们：“回去吧。好好照顾你父亲。明年秋闱，好好考。若中了举人，再来见本官。”

    母子俩哭着走了。

    签押房里重归寂静。

    曾国藩坐回椅子上，看着桌上那份卷宗，那本账册，还有自己刚刚写的手令。

    五百两银子的案子，了结了。

    可他知道，这样的案子，在江南六省，每天要发生多少起？

    一百起？一千起？

    他管得过来吗？

    他今年五十四岁，还能活几年？十年？二十年？

    就算再活二十年，每天不眠不休地审案，能审多少？能救多少人？

    杯水车薪。

    蚍蜉撼树。

    他忽然觉得很累。

    不是身体的累，是心里的累。那种明知道前面是悬崖，却还得往前走的累。那种明知道救不了所有人，却还得一个个救的累。

    “呵呵……”他低笑出声。

    笑自己天真，笑自己固执，笑自己……到了这个年纪，还相信“公道”二字。

    怀里的古玉忽然微微发烫。

    他伸手摸出来，握在掌心。

    玉是温的，不烫，像是一个老朋友的手，轻轻握着他的手。玉身上的蛇纹在烛光下缓缓游动，像是在安抚，像是在说：

    “你尽力了。”

    “这就够了。”

    曾国藩闭上眼睛。

    是啊，尽力了。

    这就够了。

    至于这世道能不能改，这江山能不能救，这天下……会不会更好——

    那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事。

    他只是一个两江总督，一个体内流着蛇血、每月蜕皮、即将变成怪物的……凡人。

    窗外的天色，开始泛白了。

    四月十五的黎明，就要来了。

    而他的黎明……或许，永远不会来了。

    他收起古玉，收起卷宗，收起那份手令。

    然后站起身，走出签押房。

    门外，亲兵牵来了马。

    “大帅，去哪？”

    “地宫。”曾国藩翻身上马，“该去了。”

    马蹄声响起，踏碎黎明的寂静。

    在他身后，总督衙门渐渐远去。

    在他前方，天王府废墟渐渐清晰。

    在他心里，那个“曾国藩”，也渐渐……死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连他自己都感到陌生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