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词是张文祥自己写的。

    曾国藩给了他一盏灯，一支笔，一叠纸，然后背对着他，站在岩洞口，看着外面永远在滴水的钟乳石。没有催促，没有诱导，甚至没有回头看他一眼。但张文祥知道，这个背对着自己的老人，正用另一种方式“看”着自己——用那双非人的眼睛，用体内那个古老的存在，看着他每一笔的颤抖，每一个字的重量。

    笔尖落在纸上，墨迹晕开。

    不是写，是“抠”——每个字都像从他骨头里硬生生抠出来的。

    “罪民张文祥，年二十五，安徽庐州府合肥县张家集人。父张大有，早亡。母王氏，于同治二年病故。妹张秀英，年十八……”

    写到这里，笔停了。

    墨滴在纸上，晕开一个黑色的圆，像一只眼睛，在看着他。

    “怎么不写了？”曾国藩的声音从洞口传来，很平静。

    “我妹妹……”张文祥声音发涩，“还活着吗？”

    “不知道。”曾国藩没回头，“但如果你写清楚，或许我能找到她。”

    沉默。

    岩洞里只有滴水声，和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张文祥继续写：

    “同治四年春，罪民于黄河渡口为人摆渡。一日，捞起女尸一具，年约二十，脖颈有烙印，形如盘蟒顶月。罪民觉蹊跷，拓印留存……”

    他写得很慢。

    每一个细节都写进去：女尸穿什么衣服，头发多长，手上有什么茧子，烙印在脖子左侧什么位置，用什么工具拓印，拓了几份……

    因为这些都是线索。

    给曾国藩的线索。

    “三日後，有三人寻至渡口，皆黑袍遮面。言罪民为‘有缘人’，邀往一处。罪民随行，至一废墟，入地宫……”

    写到“地宫”两个字时，笔尖戳破了纸。

    不是用力过猛，是手在抖——回忆在攻击他。他能闻见那股气味：泥土的腥，硫磺的辣，还有更深的、像千年古墓打开时涌出的……腐朽的甜。

    他看见那条螭。

    盘在深渊里，暗金色的鳞片在微光下泛着金属般的光泽。眼睛闭着，但眼皮在动，像在做梦。梦里，是血，是火，是无数人在祭祀，在跪拜，在把活人推下深渊……

    “彼等令罪民跪于螭前，取血为祭。然螭未醒，反分一魂入罪民体。罪民自此，目能夜视，耳能听风，肤下时有鳞纹隐现……”

    写到这里，张文祥抬起头，看向自己的手臂——袖子下，暗金色的纹路正缓缓浮现，像活着的刺青，在皮肤下游走。

    “继续。”曾国藩说。

    “归後，罪民隐于市井。然体内异魂日躁，常闻召唤，如耳边私语。欲寻解法，遂暗访江淮，得遇一人……”

    笔又停了。

    这一次，停得更久。

    因为接下来要写的，是那个“独臂人”。

    “他只有一只手。”

    张文祥开口，不是写，是说。声音在岩洞里回荡，带着一种奇异的平静，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左臂，齐肩断的。断口很平整，像是被一刀斩断的。但他用那只独臂使刀，比两只手的人都快。”

    曾国藩终于转过身。

    他走到石柱前，看着张文祥：“他叫什么？”

    “他说他叫康福。”张文祥说，“但我知道，这不是真名。”

    “为什么？”

    “因为他说这话时，眼睛没看我。”张文祥抬起头，眼中暗金色的光芒流转，“人在撒谎时，眼睛会往左上角瞟。但他没有——他眼睛一直平视，像在背书。这个名字，他背过很多遍了。”

    很细的观察。

    细到不像一个江湖人能有的。

    “他在哪儿找到你的？”曾国藩问。

    “不是我找到他，是他找到我。”张文祥说，“同治五年秋，我在扬州码头扛活。那天雨很大，码头上没人，我蹲在棚子下躲雨，他就来了。没打伞，浑身湿透，但手里拎着一个酒葫芦，问我：‘喝酒吗？’”

    岩洞里的滴水声，忽然变得有节奏。

    嗒，嗒，嗒。

    像在给这个故事打拍子。

    “我喝了。”张文祥继续说，“酒很烈，烧刀子。喝完，他问我：‘你背上那东西，还疼吗？’”

    “你怎么回答？”

    “我没回答。”张文祥笑了，笑容很苦，“因为我背上根本没东西——至少，肉眼看不见。但他知道，我皮肤底下，有东西在动。”

    曾国藩背上的鳞片，微微收缩。

    因为他知道那种感觉——螭魂在皮肤下游走时，那种细微的、像有小蛇在爬的触感。普通人绝对感觉不到，但这个独臂人……感觉到了。

    “然后呢？”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张文祥盯着曾国藩，“他说：‘马新贻在找你这样的人。’”

    供词继续写。

    张文祥的笔迹开始变得潦草，因为回忆在加速，情绪在翻涌：

    “康福言，两江总督马新贻，暗查‘异人’。凡身具异能、体有异象者，皆捕之，囚于地牢，或以银钱收买，或以家人胁迫，逼问‘地宫’之事。罪民妹秀英，身有烙印，恐已落其手……”

    写到这里，字迹开始歪斜。

    不是手抖，是眼泪滴在纸上，把墨迹晕开。

    “罪民欲救妹，然总督府深似海，无从下手。康福献计：假扮兵卒，混入校场，趁阅兵之机，近身刺之。罪民问：何以近身？康福答：马新贻每月初三，必亲查新兵名册，其时护卫最疏。又问：何以入营？康福取一纸，上盖总督府印，曰：此乃空白委任状，填名即可……”

    笔尖在纸上划出深深的沟壑。

    张文祥在咬牙。

    因为他写到了最痛的部分——那个决定。那个用自己一条命，换妹妹一线生机的决定。

    “罪民依计而行。七月初三，混入新兵营。巳时三刻，马新贻至。罪民持名册上前，马接册时，罪民拔刀……”

    写到这里，供词断了。

    不是写完了，是张文祥写不下去了。

    他的手在剧烈颤抖，笔掉在地上，墨溅了一地。他闭上眼睛，但眼前还是那天的画面：马新贻接过名册，低头看的瞬间，他拔出藏在旗杆里的刀，捅进去，捅得很深，深到能感觉到刀刃刮过肋骨，刺穿肺叶，最后停在心脏上。

    血喷出来，烫得他手背发红。

    马新贻抬起头，看着他，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奇怪的、像解脱了一样的平静。

    然后马新贻说了最后一句话。

    声音很轻，轻到只有张文祥能听见：

    “你……也是祭品？”

    岩洞里死寂。

    只有张文祥粗重的喘息声，和远处永远在滴的水声。

    曾国藩弯腰，捡起地上的笔，递给他。

    “写完。”

    张文祥接过笔，手还在抖，但咬牙继续：

    “刀入，血出。马新贻坠马。罪民弃刀，举手，言：‘我名张文祥，杀马新贻者是我。’众兵擒我，押入大牢。至今，不知妹生死，不知康福何在，不知……此局，孰对孰错。”

    最后一行字写完，张文祥瘫在石柱上，像被抽干了所有力气。

    供词摊在膝盖上，墨迹未干。

    曾国藩拿起供词，一页一页看。

    看得很慢。

    每一个字都看，每一个细节都记。

    然后，他抬头，看着张文祥：

    “你说马新贻最后问，‘你也是祭品？’”

    “是。”

    “他为什么要这么问？”

    “不知道。”张文祥摇头，“但他说这话时，眼睛……在看我脖子后面。”

    脖子后面。

    曾国藩走到张文祥身后，掀开他披散的头发。

    那里，颈椎正中的位置，有一个烙印——和供词里描述的一模一样：盘蟒顶月。但张文祥的烙印，和普通的不一样。普通的烙印是死的，是烫在皮肤上的疤。他这个烙印，是活的——暗金色的纹路在皮肤下缓缓蠕动，像有什么东西，正要从里面钻出来。

    “这个烙印，”曾国藩问，“是地宫那些人给你烙的？”

    “不是。”张文祥的声音很轻，“是生来就有的。”

    生来就有。

    天生的祭品。

    曾国藩忽然明白了。

    马新贻在查的，不是普通的“异人”。他在找的，是“天生祭品”——那些从出生就被打上烙印，注定要成为地宫螭魂食物的人。

    而张文祥的妹妹，也是。

    或许……还不止他们。

    “康福，”曾国藩转身，“长什么样？”

    “独臂，这是最显眼的。”张文祥努力回忆，“中等个子，不胖不瘦。脸……很普通，普通到你见过就会忘。只有眼睛——眼睛很亮，亮得不像正常人。”

    “他说过他从哪儿来吗？”

    “说过一次。”张文祥想了想，“他说他以前……在僧王手下当过差。”

    僧王。

    僧格林沁。

    曾国藩的心，沉了下去。

    因为僧格林沁战死后，他手下的残部，大部分被陈国瑞收编了。而陈国瑞……在天津，抢过他押送的国宝。

    这局，原来从那么早就开始了。

    “还有，”张文祥忽然说，“康福左手手腕上，有个刺青。”

    “什么刺青？”

    “一朵梅花。”张文祥说，“黑色的梅花，五瓣，花蕊是……暗金色的。”

    梅花。

    曾国藩想起一个人。

    一个很多年前，在湘军里当过差，后来失踪了的人。那人也喜欢梅花，也总在左手手腕上画一朵梅花——用墨画的，但有时候，墨里会掺一点金粉。

    那人叫……康九。

    不是真名，是绰号。因为他在家排行第九。

    而康九的右手，就是在一场剿捻战中，被捻军的马刀齐肩斩断的。

    时间，地点，特征……全对上了。

    “原来是你。”曾国藩喃喃自语。

    “大人认识他？”张文祥问。

    “认识。”曾国藩把供词折好，收进袖中，“很多年前，他是我的人。”

    话音落，岩洞深处，又传来那声低吼。

    这一次，更近了。

    还夹杂着铁链拖动的声音，和……人的脚步声。

    很多人的脚步声。

    正在朝这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