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阳玠
那日京兆杜公瞻在家中设宴，特意请了我去。酒过三巡，气氛渐渐活络起来。杜公瞻与我相识多年，知道我最不介意玩笑，便举杯笑道：“阳兄既姓阳，可知道历史上那位阳货曾经羞辱过孔子？你这姓氏可有些不妥啊。”满座宾客都望过来，等着看我如何应对。
我放下酒杯，不紧不慢回道：“杜贤弟既姓杜，可记得周朝时的杜伯，曾以箭射宣王？这么看来，咱们的姓氏倒是半斤八两。”席间顿时响起一片笑声，杜公瞻也笑着摇头，自罚了一杯。
这时，坐在对面的殿内将军牛子充开口了。这位陇西来的将军素以机辩闻名，他打量着我瘦削的身形，慢悠悠道：“阳兄名字中有‘玠’，玠者，玉也。只是你这玉器身子骨，恐怕经不起厨房烟熏火燎吧？”
我见他拿我的名字做文章，便笑着应道：“牛将军名中有‘充’，充者，满也。君既姓牛又名充，岂不正合了那待宰的肥牛，刚好可以烹煮？”众人哄堂大笑，牛子充非但不恼，反而拍案称妙。
正说笑着，侍女端上一碟芥菜腌制的菹菜。牛子充眼睛一亮，又捉住机会：“奇了，阳兄名‘玠’，与‘芥’同音，怎么还吃这芥菹？岂不是自己吃自己？”
我夹起一筷芥菹，从容送入口中，细嚼慢咽后才说：“如此说来，牛将军姓牛，是否应当从此断绝牛肉？”这一问一答间，宾主尽欢，酒宴气氛更加热烈。
宴席散后数日，我在云龙门遇见太仓令张策。他素来与我有些学术上的分歧，那日又为经义辩论起来。几个回合后，他理屈词穷，竟脱口而出：“你本无德无才，怎敢与晋时名士卫玠（字叔宝）同名？”
我正色抗声道：“你既非英雄豪杰，又如何敢与孙策（字伯符）共用一个‘策’字？”张策顿时语塞，拂袖而去。旁观者中有人低声道：“阳玠这话虽锋利，却也合情理——责人之前，当先自省。”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与太子洗马萧诅的相遇。这位兰陵来的才子风姿俊爽，在一次文会上遥遥举杯：“古时流放共工于幽州，可见北方并非乐土。阳兄以为然否？”这话暗藏机锋，表面论史，实则探问我对北方士族的看法。
我略一思索，答道：“昔年流放欢兜于崇山，如此说来，江南亦非胜地？”萧诅闻言先是一怔，随即会心大笑。我们相谈甚欢，从此成了知交。后来他对人说：“阳玠之智，不在于言辞犀利，而在于总能找到事物另一面的道理。”
这些机锋对决的故事传开后，连录尚书事、晋昌王都听说了。有次遇见，他意味深长地说：“言语如刀，能伤人亦能护人，端看执刀之人。”
时光流转，当年那些针锋相对的对话，如今都成了友人间的佳话。杜公瞻后来调任外州，临别时握着我的手说：“那年酒宴上的玩笑，阳兄应对得宜，让我明白了何为雅量。”牛子充将军成了常来常往的友人，每每谈起“牛肉芥菹”之辩，仍会相视而笑。张策虽仍与我有学术之争，却再不曾作人身之评。至于萧诅，我们常煮茶论道，他说：“真正的辩才，不是压倒对方，而是照见彼此。”
回首往事，我渐渐悟出一个道理：言语交锋如同磨刀石，智者能在交锋中磨砺思想，愚者却只会在摩擦中生出怨恨。世间多少纷争，起于一时口舌之快；多少知交，成于互相砥砺之诚。锋利的言辞可以显示机智，但唯有宽厚的胸怀能赢得尊重；敏捷的应对能够证明才学，但唯有真诚的交流能缔结友谊。
在这纷繁人世，我们都带着各自的姓氏、名字、出身与立场相遇。有人只见这些标签之别，智者却能看到标签之下，共通的人性与追求。正如玉石需经琢磨方显温润，人的品格也需在交流碰撞中日趋完善——这或许便是言语往来的真谛所在。
2、薛道衡
隋朝的吏部侍郎薛道衡是个爱思考的人。那日春深，他信步走进钟山开善寺，殿前金刚怒目圆睁，殿内菩萨低眉含笑，这一刚一柔的对比让他心中一动。
他看见廊下有个扫落叶的小沙弥，不过十来岁模样，便上前问道：“小师父，我有一事不明——那金刚为何要怒目瞪视？菩萨又为何总是垂目微笑？”
小沙弥放下扫帚，双手合十。春风拂过庭院，几片花瓣落在他灰色的僧衣上。“金刚怒目，是为降伏四魔。”他的声音还带着稚气，话语却清晰，“贪、嗔、痴、慢，这些心魔障人修行，需以威严震慑。菩萨低眉，是因慈悲六道。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一切众生皆在苦海，菩萨垂目是不忍见众生苦，发愿救度。”
薛道衡愣住了。他原以为会听到经文上的标准答案，没想到这孩童般的僧人，三言两语便道破了刚柔并济的深意。他想起朝堂上那些非此即彼的争论，想起自己写文章时总在文采与质朴间摇摆不定，忽然明白了什么。
“侍郎可是觉得矛盾？”小沙弥轻声问，“其实金刚与菩萨，本是一体两面。没有慈悲的威严是暴戾，没有威严的慈悲是纵容。就像春风化雨滋养万物，也要有冬雪严寒清理污浊。”
薛道衡躬身一礼：“受教了。”他走出山门时，夕阳正为古寺镀上金边。回头望去，怒目的金刚与低眉的菩萨在暮色中静静相对，仿佛千年时光就在这一瞪一垂间流转。
刚与柔从来不是对立，而是生命完整的两种呼吸。真正的力量懂得何时该金刚怒目以守正道，何时该菩萨低眉以怀悲悯。刚柔相济，方能行稳致远。
3、薛收
武德四年的长安，秦王府灯火通明。薛收坐在案前，墨已研好，纸已铺平，窗外传来隐约的马蹄声——军情急如星火。
“河北刘黑闼反叛，殿下需一篇檄文，明日便要传檄天下。”房玄龄推门而入，神色凝重。
薛收点点头，提起笔。他没有急着落墨，而是闭目沉思。脑海中浮现出地图山河，想起流离的百姓，想起这些年随秦王征战时见过的焦土与眼泪。再睁眼时，笔下已有风云：
“天下苦隋久矣，幸得暂安，今有逆贼复起兵戈，视苍生如草芥……”
他的笔走得很快，几乎不曾停顿。征讨之由，民心所向，王师之仁，逆贼之暴，层层推进。写到激昂处，他自己也觉胸中热血翻滚；写到百姓之苦，笔锋又转沉痛。不过一个时辰，千言檄文已成。
房玄龄在一旁看着，忍不住赞叹：“你这文章，像是早就构思好了似的。”
薛收放下笔，揉揉手腕：“心中常有天下，下笔自然有物。”他不是在炫耀，而是说实情。这些年来，他随秦王走遍大半个中国，见过真正的民间疾苦，也深知秦王平定天下的抱负。那些画面、那些声音、那些思考，早已在他心中酝酿成篇。
次日黎明，檄文快马传出。据说各地义士读后纷纷响应，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后来李世民登基为帝，有一次在凌烟阁上指着薛收的名字对左右说：“当年征讨四方，收之文笔，可抵十万兵。”
但薛收自己记得最清楚的，不是这些赞誉，而是那个挑灯夜战的晚上。当最后一个字落定，晨光恰好透进窗棂。他忽然明白：所谓“马上即成，曾无点窜”的才思敏捷，背后是对天下苍生的日日牵挂，是对肩上责任的时刻不忘。
真正的“宿构”，不是天赋异禀，而是将使命融入生命的每一刻思考。当个人的才华与时代的需要同频共振，笔下自然生出千钧之力，字字照亮前路。
4、张后裔
贞观七年的春日宴，太极宫内桃花正盛。唐太宗李世民特意请来一位特别的客人——他昔日的老师张后裔。
酒过三巡，太宗挥退乐工，殿内安静下来。他举杯走向那位已生华发的长者：“先生，今日朕这学生，做得如何？”
满朝文武都静静等着。张后裔缓缓起身，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望向殿外如霞的桃花，仿佛穿过时光看到了当年的并州。
那时李世民还不是皇帝，只是个勤奋好学的少年。在并州军营里，张后裔每讲《春秋左氏传》，这少年总是最早到、最晚走，笔记记得密密麻麻，问的问题常常让他这老师都要深思才能回答。有一次讲到“郑伯克段于鄢”，少年忽然问：“若为君者早明是非、果断处置，是否就能避免骨肉相残的悲剧？”那年他才十六岁。
“陛下，”张后裔的声音将众人拉回现实，“昔日孔子弟子三千，其中无一人位居诸侯。而臣只辅佐一人，此人便成为天下共主。”他顿了顿，眼中似有泪光，“以此而论，臣的这份微功，或许胜过先圣了。”
殿内先是寂静，随即太宗朗声大笑，那笑声里满是感动与欣慰：“赏！赐良马五匹！”但他真正要赏的，何止是马匹？他是在告诉所有人：朕永远不会忘记教导过朕的人。
后来张后裔官至礼部尚书。去世后，太宗特旨让他陪葬献陵——这是对功臣的最高礼遇。但民间流传更广的，还是那次春日宴上的对话。百姓茶余饭后说起，都会感叹一句：“天子尊师如此，天下怎能不兴？”
许多年后，太宗对太子李治说：“朕平生最念两种人：一是在战场上为朕挡过刀箭的将士，二是在学问上为朕指点迷津的老师。前者保朕性命，后者铸朕魂魄。”
世间最珍贵的传承，不仅在于知识授受，更在于那份跨越地位变迁的相互尊重。真正的尊师重道，是成功者对来路的铭记；而真正的为师之荣，是看见种子长成参天大树的欣慰。教育之所以神圣，正因它连接着一个人的初心与一个时代的未来。
5、崔仁师
贞观三年的长安，春寒料峭。尚书省值房里，度支郎中崔仁师盯着案上的奏疏，眉头紧锁。窗外柳枝刚抽新芽，他心中却笼罩着一层寒霜。
“崔郎中，廷议快开始了。”同僚在门外催促。
崔仁师深吸一口气，将奏书卷起。那上面写着一个触目惊心的提议：凡侵吞官物者，不论数额，一律处死。提议者言之凿凿——“乱世用重典，方能震慑贪腐”。
大殿之上，争论已起。
“陛下，隋末法纪废弛，官员中饱私囊者众。今若不施雷霆手段，何以立新朝气象？”一位御史慷慨陈词，“臣请改旧制，凡没官财物者，皆从死刑！”
群臣中响起附和之声。龙椅上的李世民沉吟不语，目光扫过众人：“崔卿，度支司管钱粮，你意如何？”
崔仁师出列时，感觉到无数目光落在他身上。他想起昨日在长安西市见到的一幕——一个因父亲获罪而沦为奴仆的少年，眼神空洞地站在人市上。如果法令再严，这样的孩子只会更多。
“臣以为不妥。”他的声音清晰沉稳。
殿内霎时安静。提出重典的那位御史脸色一沉：“崔郎中莫非要为贪腐开脱？”
“非也。”崔仁师转向皇帝，也转向满朝文武，“臣想问诸位：父子天性，兄弟同气。若一人犯罪，诛及其子，已足令其心碎。倘若连这都不能让他警醒，他又怎会在乎兄弟受牵连？”
他停顿片刻，让这话在殿中回荡：“法之所以为法，不在其严，而在其能让百姓知所趋避。若刑罚过苛，超出人伦常情，则百姓无所适从，法官亦难执行。请陛下三思——改法易，收民心难。”
有人反驳：“照崔郎中说法，莫非对贪腐要姑息纵容？”
“臣主张依律量刑，区别对待。”崔仁师展开手中的卷宗，“这是去年各地上报的案例。有贪墨千贯者，也有因俸禄不足而挪用十贯救急者。若皆处死，何以体现刑罚相称？又何以警示后来者？”
他从案例讲到人性，从律法本意讲到治国之道。说到动情处，他提起汉初萧何“约法三章”的故事：“高祖入关中，尽除秦苛法，只约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简则易知，简则易行。今大唐初立，当立法以垂后世，岂能效秦之峻急？”
这场辩论持续了整个上午。最终，李世民拍板：“崔卿所言，深得法意。修法之事，当审慎商量。”
退朝时，春阳已暖。同僚追上崔仁师，低声道：“崔兄今日可是得罪人了。”
崔仁师望向宫门外熙攘的街市，百姓正在为生计奔波。“法者，国之权衡也。若权衡失准，伤的最终是这些寻常百姓。”他轻声说，“得罪人不可怕，可怕的是辜负了这身官服。”
多年后，已任中书侍郎的崔仁师参与修订《贞观律》。那条“侵没官物从死”的提议始终未被采纳。取而代之的是详尽的量刑标准——看情节，看数额，看是否悔改，看有无补救。
有年轻官员问他：“如此是否过于宽仁？”
崔仁师放下笔，窗外又见春柳。“你见过被连坐的孩子吗？我见过。法律要惩治罪恶，但绝不能制造新的不幸。真正的强盛之世，不是靠严刑峻法吓出来的，而是靠公平合理的制度养出来的。”
法治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刑罚的严苛，而在于分寸的精准。好的法律既要有震慑犯罪的锋芒，也要有体恤人情的温度。唯有在原则与人性间找到平衡点，正义才能真正落地生根，滋养出一个既有序又有情的世间。
6、卢庄道
武德九年的范阳，十二岁的卢庄道站在高府门前，手心微微出汗。他一身素服，臂缠黑纱——父亲去世已满三年，按礼制该除服了。今日他来拜见的，是父亲故交、当朝重臣高士廉。
门房通报后，他被引入书房。高士廉正在批阅公文，抬头看见这瘦削少年，眼中闪过一丝悲悯：“彦兄的孩子，都这么大了。”
“晚辈卢庄道，拜见世伯。”庄道行礼如仪，举止间已有几分士族风范。只是那双眼睛过于明亮灵动，透出与年龄不符的机敏。
高士廉让他坐在下首，正要询问这几年的生活，恰有仆役送来一封书信。“大人，这是方才有人递上的陈情书。”
高士廉展开阅读，眉头渐皱。庄道坐在一旁，目光悄悄掠过纸面——他自幼有过目不忘之能，这习惯在守丧期间读遍父亲藏书后愈发精进。只瞥了几眼，便已记下大半内容。
见高士廉读完叹息，庄道忽然开口：“世伯为何烦忧？此文所述，可是关于均田制施行中的弊病？”
高士廉讶然：“你如何知道？”
“此文……实是庄道所作。”少年语出惊人。
“什么？”高士廉放下书信，认真打量这孩子，“后生不可妄言，此乃朝廷要务，岂是儿戏？”
庄道站起身，从容背诵起来。从“关中之地，田亩有限”到“新附之民，无地可授”，千余字文章一字不差，连其中引用的数据都分毫不误。背完后，书房里寂静无声。
高士廉眼中闪过惊异，却故意考验：“倒背如何？”
庄道深吸一口气，竟真的从最后一个字开始，倒着背了回去！虽然语速稍慢，却依然流畅无碍。当最后一个字落地，高士廉忍不住击掌：“奇才！真乃奇才！”
但就在这时，庄道忽然跪地：“世伯恕罪……此文并非庄道所作。”
“嗯？”
“方才世伯阅信时，庄道在旁窥看，暗自记下。”少年抬起头，脸涨得通红，“庄道不该逞能欺瞒，更不该以他人心血充作己出。请世伯责罚。”
高士廉愣了愣，随即哈哈大笑。他扶起庄道，眼中满是欣赏：“能过目成诵已是天赋异禀，能坦诚过错更是难得品格。”他走到书架前，随手抽出几份公文：“来，读读这些。”
庄道接过，快速浏览后竟能复述大概。高士廉又考他经史，从《左传》到《汉书》，这孩子对答如流，还能提出自己的见解。问到深处，高士廉发现他不仅记忆力惊人，更有自己的思考——守丧三年，他在父亲灵前读完了整座藏书楼。
“你父亲若在天有灵，当感欣慰。”高士廉叹道，“今后你可常来府中，我书房里的书，随你翻阅。”
庄道却再次行礼：“世伯厚爱，庄道感恩。但庄道今日有一请——盼世伯莫将此事外传。”
“为何？少年成名，岂不美事？”
“庄道记得父亲说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十二岁的少年说出这话时，眼神清澈而坚定，“天赋如刀，可雕琢美玉，亦可伤及自身。庄道尚需时日成长，不愿早早背负盛名之累。”
高士廉肃然起敬。他见过太多早慧之子，或因捧杀而泯然众人，或因骄纵而误入歧途。眼前这孩子，却已懂得收敛锋芒。
“好，我答应你。”高士廉郑重道，“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事——这份天赋，要用在正途。他日若能为国效力，方不负你父亲教诲，也不负上天所赐。”
从此，卢庄道成了高府常客。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却从不张扬。有人问起，只说是在高大人指导下读书。直到数年后的科举考场，他一举夺魁，人们才知道高士廉悉心培养了一位怎样的英才。
贞观年间，卢庄道官至监察御史。有次审理案件，涉案官员试图以重金贿赂，他拂袖而去。同僚不解：“此人背景深厚，何不通融？”
庄道正色道：“我十二岁时便明白一个道理——世间最难得的不是过目不忘的记性，而是历久不忘的初心。高公当年护我羽翼，是盼我成为栋梁，而非朽木。”
后来他在奏疏中写道：“臣少时尝以强记为能，及长乃知，记住条文易，守住底线难；背诵经典易，践行道义难。”李世民阅后，对左右感叹：“卢庄道此人，记得住天下文章，更守得住心中尺规。”
天赋是上苍赐予的灯火，可以照亮前路，也可能焚毁自身。真正的智慧不在于展示光芒，而在于懂得何时收敛、为何而亮。那些在成长路上甘于沉淀的人，终将发现：比过目不忘更珍贵的，是那份历经岁月而不改的真诚与初心。
7、许敬宗
麟德二年的春天，泰山脚下旌旗招展。唐高宗李治东封岱岳，随行官员的车马绵延十余里。正是杨柳抽新的时节，但春寒料峭，晨雾未散。
礼部尚书许敬宗坐在马车中，指尖轻叩膝头。他今年六十一岁了，须发已见霜色，但那双眼睛依然锐利如鹰。车帘外，他看见骑马的窦德玄——这位右相为人敦厚，却并非以学问见长。
“停车。”御辇上传来的声音让整个队伍缓缓停下。
高宗掀开车帘，指着远处隐约可见的古城墙：“窦卿，你看那濮阳故城。朕记得《左传》有载，此地古称‘帝丘’，这是何故？”
窦德玄勒住马缰，面露难色。春风吹动他官袍的下摆，他沉吟良久，终是躬身道：“臣……臣愚钝，请陛下恕罪。”
就在这尴尬的沉默中，许敬宗已整理衣冠，稳步上前。他每一步都踏得沉稳，仿佛胸中已有万卷书册。
“陛下。”许敬宗的声音清晰，“《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有记：‘卫迁于帝丘。’杜预注曰：‘帝丘，今东郡濮阳县。故颛顼之墟，故曰帝丘。’”他略作停顿，见高宗颔首，继续道，“颛顼乃上古五帝之一，都于此地，故称帝丘。后卫国为避狄难，自楚丘迁都至此，历四百余年。至秦汉设东郡，濮阳之名始显。”
他引经据典，从《史记》讲到《汉书》，又从地理沿革说到历代祭祀。晨雾渐渐散去，阳光照在他侃侃而谈的脸上，连额头的皱纹都显得深邃而富有智慧。
“善！”高宗抚掌而笑，“许卿博闻强识，名不虚传。”
队伍继续前行。中午休憩时，许敬宗在帐中饮茶，几位年轻官员围坐请教。他放下茶盏，轻声道：“诸位今日都看见了。为大臣者，不可无学啊。”他望向帐外，窦德玄正在检查马匹，“我见窦相不能对，心中实感羞愧——非为他一人，乃为朝臣体面。”
这话像春日里不该有的冰碴，很快传到了窦德玄耳中。
傍晚扎营时，窦德玄独自在溪边洗马。有同僚为他抱不平，他却摇摇头，继续用刷子梳理马鬃：“许公说得没错，我确实不知。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他直起身，看着溪水中自己的倒影，“我之长在于实务，于古籍确实疏浅。与其强不知以为知，不如守拙。”
这话传到李积耳中时，这位身经百战的英国公正擦拭佩剑。他沉默片刻，道：“敬宗多闻，确是美事。德玄能自知守拙，也是智慧。”剑身在夕阳下泛起寒光，“治国如用兵，需有谋士运筹帷幄，也需有将士冲锋陷阵。各司其职罢了。”
这几番对话在随行官员间悄悄流传。有人赞许敬宗才学，有人敬窦德坦诚，更多人则品味着李积话中的深意。
封禅大典前夜，许敬宗在灯下整理礼仪章程。门帘轻响，进来的是窦德玄，手里提着一壶温好的酒。
“许公还在忙碌？”
许敬宗有些意外——两人虽同朝为官，却少有私交。他放下笔：“窦相请坐。”
窦德玄斟了两杯酒：“明日大典，诸多细节还需许公把关。我特来请教。”他问的都是具体事务——仪仗安排、人员调度、应急预案，确实是他所长。
烛光摇曳中，许敬宗一一解答。说到最后，他忽然道：“日间……老夫言语或有不当。”
窦德玄举杯笑了笑：“许公不必挂怀。其实我回帐后便翻查典籍，果然在《左传》中找到了记载。”他饮尽杯中酒，“只是当时在马上，确实脑中空白。许公及时应答，保全的是整个朝廷的体面。”
许敬宗凝视着眼前这位以实干着称的同僚，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曾因机智而遭人嫉恨。他举杯：“窦相胸襟，老夫佩服。”
“彼此彼此。”窦德玄为他斟满酒，“朝堂如舟，需有识风向者，也需有稳船舵者。许公博古通今，能辨风向；我唯知尽力划桨罢了。”
两人对饮至深夜。次日泰山之巅，当高宗祭天祷文响彻云霄时，许敬宗站在文官之列，窦德玄立于武官之位。祭文是许敬宗所撰，礼仪是窦德玄所调。旭日东升，金光洒满群山。
下山途中，有年轻官员问李积：“英国公，学问与实务，孰重？”
李积骑在马上，目光掠过绵延的队伍：“看见最前头的斥候了吗？他需熟知地形。看见殿后的粮官了吗？他需精打细算。看见你我这些中军将士了吗？需随时准备迎敌。”他顿了顿，“泰山封禅，缺了哪一环能成？”
多年后，许敬宗在编修国史时，特意为窦德玄列传，详记其安民实绩。有编修官问：“窦相学问确非所长，如此立传是否过誉？”
许敬宗搁下笔，窗外正是春日。“史笔如秤，当称其功业，而非量其短长。若人人皆需全能，世间安有完人？”他想起泰山脚下的那个清晨，轻声道，“人贵自知，亦贵知人。窦公之自知，何尝不是大智慧？”
真正的才学，不仅在于知道多少，更在于明白知识的边界与谦逊的价值；真正的成熟，是既能欣赏他人的光芒，也能安然守护自己的本色。一个伟大的时代，从不容纳所有人的千篇一律，而在于让博学者发光，让实干者笃行，让每个人在自知与互敬中，找到彼此照亮、互补前行的道路。
8、胡楚宾
永徽三年的长安，翰林院里墨香浓郁。新科进士们正在誊写诏书，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如春蚕食叶。唯有最东边的那个位置，总是空着——直到午后。
门被推开时，胡楚宾脚步微晃。他手里提着酒壶，官袍穿得有些松散，但眼睛亮得惊人。
“胡学士，您可来了！”书吏急步上前，“陛下要的赐婚诏书，午前就该……”
“急什么。”胡楚宾摆摆手，在案前坐下。他打开酒壶仰头饮了一大口，然后闭目不动了。就在书吏以为他醉倒时，他忽然睁眼，提笔蘸墨。
接下来的一幕，让所有新科进士放下了手中的笔。
胡楚宾的笔在纸上疾走，如龙蛇竞舞，似奔泉泻涧。他不假思索，不停顿，不修改。那些典雅的词句、工整的骈俪、得体的褒扬，仿佛早已在他胸中酝酿成熟，此刻只是顺着笔尖流淌到纸上。墨迹未干，一篇华美庄重的诏书已成。
“送去吧。”他将笔一搁，又饮了一口酒。
这样的场景，在翰林院已成常态。胡楚宾总是饮至半酣才动笔，而一旦动笔，便是倚马可待。渐渐连高宗皇帝都知道了这位“醉中仙子”——李治这样戏称他。
那年吐蕃来使，需一篇展现大唐气度的诏书。宫人将胡楚宾召至麟德殿时，他依旧带着三分醉意。
高宗非但不怒，反而命人取来金杯：“朕闻胡卿酒后文思更敏，此杯盛满，卿可畅饮。”
胡楚宾接过金杯，入手沉甸甸的。杯中琼浆映着殿内的烛火，也映出皇帝眼中好奇的笑意。他举杯饮尽——好酒，宫中美酿。
“赐婚诏易写，外交国书难为。”高宗缓缓道，“既要显天朝威仪，又需留转圜余地。胡卿可有把握？”
胡楚宾放下金杯，脸上酒意似乎瞬间消散。他并未立即作答，而是问：“陛下可知吐蕃如今何人掌兵？近年与吐谷浑交战几回？其国内贵族，孰亲唐孰排唐？”
他问得仔细，高宗答得认真。一问一答间，殿内仿佛成了商议军国大事的场所。等到胡楚宾提起笔时，他已不是那个醉醺醺的翰林学士，而是洞悉局势的谋士。
那篇国书写得精妙绝伦。开篇颂扬大唐与吐蕃旧谊，中段申明边境和睦之要，结尾则暗藏机锋——若吐蕃守信，则丝路商道可通；若背约，则天兵难容。字字铿锵，句句在理，却又处处留着台阶。
高宗阅后大喜：“以此杯赐卿，今后凡需作文，皆以此杯盛酒！”
金杯从此成了胡楚宾的标志。但有人不解：明明清醒时也能写，为何偏要饮酒？
只有胡楚宾自己知道答案。那日他在翰林院值夜，新来的张进士怯生生请教：“胡学士，晚辈斗胆一问——您饮酒为文，可是借酒力破心中拘谨？”
胡楚宾正擦拭那只御赐金杯，闻言笑了：“你可知我最怕什么？”
“怕……才思枯竭？”
“怕太过清醒。”胡楚宾将杯子举到灯下，金光流转，“清醒时，想的是平仄对仗，是典故出处，是圣意揣摩，是同僚评价。想得太多，笔就重了。”他放下杯子，“酒至半酣，那些束缚都淡了，只剩下该说的话、该写的理。这时候下笔，文章才有真气。”
他想起少年时在江南，每逢作文必被先生责骂“匠气太重”。直到有一次诗会，他偷饮了父亲的酒，醉中赋诗一首，满座皆惊。那时他才明白：文章贵真，而人最真时，往往在褪去所有矫饰之后。
张进士若有所悟：“所以您不是借酒助兴，而是借酒还原本心？”
胡楚宾颔首：“好比这杯子。”他指指金杯，“盛水时，只是容器；盛酒时，方显价值。文章亦然，填满辞藻只是形式，盛满真情实感才是好文章。”
这番话传开后，有人效仿他饮酒作文，却往往醉倒案头，徒留笑话。李积听说后，在一次宴席上对胡楚宾说：“世人只知你饮酒成文，却不知你胸中早有沟壑。酒不过是钥匙，开的却是你本就装满珍宝的库房。”
胡楚宾举杯敬这位老将：“英国公知我。”
后来他官至崇贤馆学士，教导皇子作文时，却严令禁止学生饮酒。“你们还不到时候。”他说，“先得把该读的书读完，该懂的道理弄通。等到胸中真有万卷书、千般理时，若觉下笔滞涩，或可小酌——但记住，酒是钥匙，不是宝藏。宝藏得靠你们平日一点一滴去积攒。”
晚年致仕归乡，他带着那只御赐金杯回到江南。故乡子弟常来请教，他总说：“莫学我饮酒，要学我读书。”只有最亲近的弟子才知道，老师书房的灯，总是亮到深夜。
临终前，他将金杯交给长子：“此杯见证过许多文章，但最好的文章不在杯中，在天下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里。若他日为官，当记此言。”
那只金杯后来不知所踪，但胡楚宾的故事流传下来。人们说起他，不再只是“醉中成文”的奇谈，而是懂得了他醉意之下的清醒——那是对真实的执着，是对匠气的反抗，是在规矩森严的庙堂之上，守住的一点不肯完全屈从的率真。
才华如酒，酝酿时需要时间的沉淀，绽放时需要真实的勇气。外在的形式或许引人注目，但真正打动人心的，永远是那份褪去矫饰后的本真与赤诚。最好的创作，从来不是技巧的炫耀，而是灵魂与世界的坦诚相见——当一个人足够丰盈，即使借着三分醉意，也能吐露七分真理。
9、裴琰之
永徽元年的同州城，春日迟迟。刺史李崇义第三次推开西窗，目光落在庭院那棵海棠树下——司户参军裴琰之又不在值房。
这位年方二十的世家公子赴任月余，每日踪迹：辰时晃悠到衙署，点个卯便不见人影；午后或骑马出城踏青，或泛舟河上赋诗；偶在衙中，也是捧着茶盏与门吏闲谈。案头文书堆积如山，他连翻都懒得翻。
“裴司户今日何在？”李崇义召来户曹佐吏。
佐吏垂首：“回使君，裴参军说……说春色正好，去城西杏林采风了。”
李崇义揉着眉心。裴琰之是河东裴氏的嫡孙，父亲裴矩乃当朝宰辅，他本不该来这地方州府。可既然来了，总该做些实事。同州下辖六县，户籍、田亩、赋税，桩桩件件都压在司户参军这个位置上。
“你去告诉他，”李崇义沉声道，“若觉此职委屈，不如请调回京。朝廷清贵官职甚多，何必在此虚度？”
消息传到杏林时，裴琰之正倚树小憩。他睁开眼，花瓣落在月白袍子上。“李使君真这么说？”他掸去花瓣，笑了笑，“回吧。”
接下来几日，他依然故我。值房里，各县报送的案卷越堆越高——有田产纠纷悬了三年的，有户籍错漏亟待更正的，有赋税账目不清需要核验的。同僚们窃窃私语：“这位公子哥儿，怕是连文书格式都不识得。”
流言传到李崇义耳中时，正逢京中御史巡访在即。他拍案而起：“召裴琰之！”
那是个细雨霏霏的午后。裴琰之步入刺史正堂时，衣角还沾着草叶清露。李崇义将一叠案卷重重摔在案上：“裴司户！州府不是游乐园！这些积压文案，你待如何处置？若再尸位素餐，本官只好奏请免职了！”
堂内鸦雀无声。所有目光都聚在那青年身上——他会羞愧吗？会辩解吗？会抬出家世压人吗？
裴琰之只是躬身一礼，转身问紧随其后的户曹佐吏：“积压文案，共有多少？”
“急件……二百三十七宗。”佐吏声音发颤。
“就这些？”裴琰之挑眉，“也值得如此逼人？”
他径直走向司户值房，推开门的瞬间，尘埃在光线中飞舞。堆积如山的卷宗几乎淹没书案。裴琰之挽起袖子：“每案后附白纸十张。来五人，研墨侍笔。”
佐吏们面面相觑，只得照办。很快，五方砚台齐齐研墨，墨香弥漫。值房外的廊下，悄悄聚起了人——别驾、长史、各县县令，连巡院的御史也闻讯而来。窗棂外，人影幢幢。
裴琰之在主案前坐下，并未翻阅卷宗，而是唤来主事：“简要说案情。”
第一个案子是兄弟争产。主事才说一半，裴琰之已提笔蘸墨。他左手按纸，右手运笔，竟不假思索，一行行判词流淌而出。不是寻常公文刻板用语，而是文采斐然又切中要害：
“……兄弟如手足，田产如衣裳。衣裳破尚可补，手足断安能续？查涉讼田产共八十亩，依《户婚律》析产之例，长兄得五十，幼弟得三十。另，兄需补偿弟三年耕种之劳，计粟四十斛。自今而后，各守其业，勿伤同气……”
写罢，他将判词递给主事：“念。”
主事高声诵读。廊下一片寂静，只闻春雨敲檐。那判词既合律法，又通人情；既有决断，又留余地。长史忍不住低声赞叹：“这哪里是判书，分明是篇诫勉文章！”
裴琰之头也不抬：“下一案。”
第二个案子是赋税纠纷。他听罢，边写边道：“县令何在？”
窗外有人应声。
“此户连年受灾有据，为何不予减免？”笔下不停，“《赋役令》明载‘水旱虫霜，十分损四以上免租’。尔等勘验不实，该当反省。”
那县令在窗外面红耳赤，连连称是。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裴琰之如同换了个人。他不再慵懒，眼神锐利如刀。每案只听要点，便倚柱而立，运笔如飞。判词或长或短，皆引经据典、条理分明。遇到疑难处，他稍作沉吟，总能找到律法与情理的交汇点。
最奇的是速度——寻常官员半日断一案已属勤勉，他是一炷香便了结一案。写到酣畅时，他索性站起，左手持卷，右手挥毫，墨迹在连页纸上蜿蜒如龙。侍墨的佐吏轮换三次，他腕力依旧沉稳。
黄昏时分，雨停了。夕阳从西窗涌入，照见最后一案判词落款。裴琰之搁下笔，腕部微抖——毕竟写了两个时辰。
值房内外，鸦雀无声。二百三十七宗积案，全部判定。案卷整齐码放，墨迹未干的判词在夕照下泛着微光。
李崇义从人群中走出，随手拿起一份判词细读。他读得很慢，时而点头，时而蹙眉，最终长叹一声：“裴司户……先前是老夫眼拙了。”
裴琰之洗着手上的墨渍，水色渐黑。“使君不必如此。”他语气平静，“下官只是不喜零敲碎打。案卷堆积，恰如乱麻，需一刀斩断，方见经纬。”
“可你既有此能，为何早不……”
“早做了，也不过是每日三两案，显不出什么。”裴琰之擦干手，“如今一气呵成，州府半年内可无积案之虞。这不是更好？”
窗外忽然响起掌声。不知是谁先起的头，很快连成一片。那些原本看热闹的、质疑的、担忧的官员，此刻皆是叹服。御史上前执礼：“裴参军大才！下官回京必当如实禀报。”
当夜，李崇义设宴赔罪。酒过三巡，他忍不住问：“贤侄如此才具，何以深藏不露？”
裴琰之把玩着酒杯，杯中映着烛火。“世伯可曾见过工匠治玉？”他缓缓道，“外人只见最后一刻玉器成型，却不知之前有多少时辰在观察、思索、等待下刀的时机。”他抬眼，“判案如治玉，急不得。需等看透肌理，方能下刀无误。那些时日我虽不在值房，却走访了六县乡里，看了田亩，问了民情。否则今日纵有千言，也是空中楼阁。”
满座寂然。原来那些“游山玩水”，竟是另一种勤政。
后来裴琰之升任长安令，离任那日，同州百姓相送十里。有老农握着他的手：“裴使君那些判词，小老儿请人誊写在家，不为别的，就为里头讲理。”
数年后的同州，李崇义已致仕归乡。有新任司户抱怨案牍劳形，老刺史捋须笑道：“你可知当年有位裴司户，一日判尽半年案？”他说起那个春雨午后，眼睛发亮，“真正的才干，不是终日忙碌，而是关键时能照亮一片天。”
而长安的裴琰之，依旧保持着他的作风——平日似漫不经心，紧要处却总能一击即中。有人问他秘诀，他总笑而不答。只有最亲近的僚属知道，他书房的灯，常常亮到深夜。案头摊开的，不仅是律法典籍，还有各县舆图、民情笔记、历年判例。
“大人何必如此辛苦？”
“你看过工匠磨刀吗？”裴琰之曾这样说，“刀不在光亮，在锋利。平日所思所学，都是在磨这把刀。待到用时，自然游刃有余。”
世人常将忙碌等同于勤勉，却不知真正的效率来自深度的思考与时机的把握。才华如深潭，表面平静无波，内里却积蓄着足以灌溉千里的丰沛。不急于证明自己的人，往往在关键时刻，展现出最磅礴的力量——那是一种懂得在沉默中蓄势、在关键时刻破局的智慧，更是一份对职责深沉的敬畏。
10、苏颋
景隆四年的长安城，暗流涌动。当李隆基率兵平定韦后之乱、踏着晨露走入太极宫时，大明宫的晨曦刚刚照在龙首原上。百废待兴，而最先需要的，是一篇告慰天下、定鼎人心的诏书。
年轻的临淄王——即将成为唐玄宗的李隆基，在偏殿里踱步。他需要一篇既能昭示正统、又能安抚民心的文章，这个人必须文采与见识俱佳，更要懂得此刻微妙的政治平衡。
“谁可拟诏？”他转头问身边的宰相苏瑰。
苏瑰沉默良久。殿外传来清扫战场的声响，远处依稀还有零星的厮杀。这个五十七岁的老臣忽然想起自家后院——此刻他的儿子苏颋，恐怕正抱着酒坛醉卧花荫。
“臣子苏颋，或可一试。”苏瑰缓缓道，“此子文思敏捷，下笔有神。只是……”他顿了顿，“嗜酒成性。若陛下能容他醉态，待其酒醒，必能成文。”
李隆基挑眉。他听说过苏颋的名字，那个七岁能诗、过目成诵的神童，如今已是长安城着名的酒徒。但此刻他相信这位老臣的判断：“速召。”
传令的宦官赶到苏府时，果然在书房找到了醉得不省人事的苏颋。三十岁的他趴在案上，身边散落着诗稿，墨迹被酒渍晕开，像一团团化不开的愁云。
“苏公子，陛下急召！”
苏颋被搀扶起来，灌下两碗醒酒汤，更衣上马。从兴宁坊到大明宫，春风吹得他头痛欲裂，却也让醉意褪去三分。只是昨夜饮得实在太多，踏入殿门时，他只觉得天旋地转。
“臣……苏颋……拜见……”话未说完，他竟“哇”地一声吐在了殿前。
宦官们大惊失色。李隆基却抬手制止了要上前呵斥的侍卫。他缓步走近，看着这个面色苍白的文人——青衫上沾着污秽，发髻松散，眼神迷离，却还在努力保持仪态。
“扶他侧殿休息。”年轻的王爷竟笑了笑，“取衾被来。”
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李隆基亲手为醉卧榻上的苏颋盖上锦被。这个举动，后来史家解读为帝王收买人心，但那一刻，或许只是李隆基想起了自己的父亲睿宗——也曾是个在政治漩涡中借酒浇愁的文人。
苏颋醒来时，已是午后。阳光透过窗棂，他猛地坐起，想起自己身在何处、为何而来。冷汗瞬间湿透内衫。
“醒了？”李隆基就坐在不远处的案前，正在批阅奏章，“笔墨在此。”他推过一套青瓷笔砚，“大唐需要一篇告天下书。”
苏颋跪坐案前，闭目片刻。不是思索辞藻，而是在回忆——回忆父亲苏瑰那些严苛到残酷的教育。
他想起四岁时，别的孩童还在玩耍，自己已被要求日诵千言。背错一句，就要脱下裤子，趴在冰冷的青砖地上，任由父亲的藤条抽在小腿上。最难忘的是那个雨夜，他因贪玩背不出《汉书》列传，父亲罚他穿着粗布短衣，趴在床下，只露出双腿受笞。雨水敲打着屋檐，母亲在门外低泣，而父亲的声音冰冷如铁：“苏家可以出酒徒，不能出庸才。”
他想起十三岁中进士时，长安城都说“苏家又出神童”，只有他知道，这份“神童”之名是用多少个不敢哭泣的夜晚换来的。他开始饮酒，起初是为了止痛——腿上的淤青，心上的压抑。后来发现，酒能让那些死记硬背的经典活过来，能让《尚书》的诰命与《左传》的辞令在醉意中交融重组，形成他自己的语言。
“公子？”宦官轻声提醒。
苏颋睁开眼，提笔蘸墨。
他没有问要写什么，因为无需问。这个时代的转折点，他已在酒肆巷议中听了三个月；李隆基的抱负，他已在父亲偶尔的叹息中揣摩了三年。笔锋落下时，他写的不是诏书，而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场白：
“朕闻天地定位，圣人则之；君臣御极，父子承之。自则天降祚，中宗绍复，而妖孽构隙，殆三十年……”
他的笔越来越快。写韦后乱政，写社稷危殆，写拨乱反正，写与民更始。既追溯天命正统，又申明仁政爱民；既展露雷霆手段，又承诺海晏河清。骈散相间，文白交融，典故信手拈来却不觉堆砌，辞藻华丽绚烂而自有筋骨。
李隆基站在他身后，起初只是看着，渐渐眼中泛起光彩。当写到“凡厥黎元，宜知朕意”的结句时，这位未来的开元天子竟忍不住抚掌：“好！好一个‘宜知朕意’！”
苏颋搁笔，这才发现后背已湿透。不是因紧张，而是那些压抑多年的才学，第一次毫无保留地倾泻而出。
“苏瑰说得对。”李隆基拿起那篇墨迹未干的诏书，对着光细看，“知子莫若父。你父亲知道你醉后能醒，更知道你胸中有锦绣乾坤。”
那一刻，苏颋忽然懂得了父亲——那些严苛不是不爱，而是太爱。爱到要用最痛苦的方式，把所有的经典、所有的智慧、所有的为臣之道，刻进他的骨血里，让他即使醉着，也不会写错一个字；即使跪着，也要挺直文人的脊梁。
后来，苏颋官至中书侍郎。他依然嗜酒，长安酒肆常见他的身影。但每逢重大诏书、外交国书、祭祀典文，李隆基第一个想到的总是他。有一次他连续三日醉饮，第四日被急召入宫起草讨伐突厥的檄文。有御史弹劾他“放浪形骸，有失官体”，李隆基却笑道：“苏颋醉时为酒徒，醒时是国器。朕只要他醒时的那个，醉时的那个，随他去吧。”
只有苏瑰始终严肃。儿子每次领受重任归家，老父亲总要在祠堂里上一炷香。苏颋曾偷听到老仆问：“相爷为何总是忧心忡忡？”父亲答：“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年少得志，又不懂收敛，我怕……”
这话传到苏颋耳中时，他正在庭院独饮。月色如水，他举起酒杯，对着父亲书房的方向，默默敬了一杯。从那以后，他醉得更深，文却写得更加谨慎——在张扬与持重之间，他终于找到了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开元四年，苏瑰病重。临终前，他看着已为宰相的儿子，忽然问：“还恨为父当年打你吗？”
苏颋跪在榻前，握紧父亲枯瘦的手：“若无当年床下笞打，何来今日殿前文章？”
老人笑了，那笑容里有释然，也有深深的疲惫：“我总怕教出个书呆子，又怕纵出个纨绔子。好在……你成了你自己。”他最后看了一眼儿子腰间的酒壶，“少饮些。不是怕你误事，是怕伤身。”
苏瑰去世后，苏颋戒酒三月守孝。复饮那日，他只浅酌三杯。友人问何以如此节制，他望向北方——父亲的陵墓所在：“从前饮酒，是为反抗；后来饮酒，是为才思；如今饮酒……只是饮酒罢了。”
最深沉的教育，往往裹着最严苛的外衣；最真挚的父爱，有时藏在最不苟言笑的容颜之后。真正的“知子”，是看见他醉酒表象下的清醒才华，是理解他放纵姿态里的赤子之心。而一个人的成长，就是在某个时刻忽然懂得：那些曾经想要逃离的束缚，原来是为了让你在自由翱翔时，拥有更坚韧的翅膀。
11、李白
开元十八年的长安，春天来得有些迟疑。大明宫太液池畔，那几株罕见的白莲竟在三月里结了花苞。宦官高力士俯身细看，啧啧称奇，转身便往兴庆宫报喜去了。
消息传到翰林院时，李白正趴在井边呕吐。前夜他与贺知章、张旭在酒肆痛饮，三人喝空了两坛剑南烧春，张旭以发蘸墨在墙壁上狂草，贺知章解下金龟换酒，李白则写了十七首《古风》，写完便随手扔进炉火里——他说诗在醉时是真诗，醒来再看皆是矫饰。
“李翰林！李翰林醒醒！”小宦官摇晃着他，“陛下有诏，太液池白莲早开，要您即刻作《白莲花开序》一篇，宫词十首，立等！”
李白睁开眼，日光刺得他头痛欲裂。他隐约看见宫墙的朱红、宦官衣袍的靛蓝、以及远处太液池泛起的粼粼波光。这些颜色在醉眼中融化流淌，像极了他故乡蜀地的晚霞。
“笔……墨……”他含糊道。
两个宦官架着他走向兴庆宫。经过太液池时，清风带着水汽拂面，他忽然停步，盯着那些含苞的白莲看了许久。然后继续踉跄前行。
李隆基在花萼相辉楼等候。这位开创了开元盛世的皇帝，此刻心情颇佳——祥瑞频现，四夷来朝，连莲花都提前应和盛世。他需要一篇华美的文章来记录此刻，而李白，是他见过最能把盛世气象化作文字的人。
只是当李白被搀扶进来时，连见多识广的皇帝都怔了怔。这位翰林学士官袍松散，玉冠歪斜，眼神迷离如隔云雾，浑身酒气十不可闻。
“李卿……”李隆基微微蹙眉。
李白勉强躬身，身子却晃了晃。高力士眼疾手快扶住，低声道：“陛下，是否改日……”
“不必。”李隆基忽然笑了，他想起多年前苏颋也是这般醉态入宫，却写出了奠定他即位合法性的诏书。盛世该有盛世的包容，“取冷水来。”
一盆井水当头浇下。
李白猛地一颤，水珠顺着他的鬓发、睫毛、鼻尖滴落。他眨了眨眼，那些融化的色彩重新聚拢成形——朱红的柱子、金线的屏风、御案上的宣纸、皇帝含笑的眼睛。酒意褪去三分，剩下的七分却化作更炽热的什么，在他胸中翻涌。
“纸。”他只说了一个字。
宦官铺开丈余长的宣纸，镇纸压住四角。李白接过笔，却在墨池前停住了。他没有蘸墨，而是转身走向栏杆，望向太液池。风吹起他湿透的衣袖，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那一刻，没有人知道李白在想什么。或许是想起了蜀道上的明月，或许是想起了扬州的细雨，或许只是想着一件最简单的事——那些白莲为何要在不该开的时候开放？像他一样，在规矩森严的宫廷里，非要保持醉态。
他忽然转身，笔锋探入墨池，浓墨饱蘸。
第一笔落下时，高力士的眉毛挑了挑——那不是写序的端庄楷书，而是行草，是狂草，是笔走龙蛇、墨溅烟云。可奇妙的是，这般狂放的笔迹，写下的却是最典雅的骈文：
“夫太液仙池，瑶台胜境。时维仲春，序属嘉辰。忽有琼葩，皎若霜雪。疑姑射之仙人，降蕊宫之玉屑……”
他写莲花是谪仙，写长安是盛境，写皇帝是圣主，写盛世是华章。可字里行间，总隐隐透出另一种气息——那莲是“误入尘网”的，这春是“不循常序”的，连颂圣的句子都带着三分疏狂。李隆基看着看着，眼中光芒渐盛。他要的就是这个，不是千篇一律的颂词，而是带着鲜活气息、甚至带着刺的文章。
序成，换纸。这次李白没有停顿，十首宫词一气呵成。写宫娥“罗衣欲换更添香”，写月色“却下水晶帘”，写闲愁“坐看飞花入户时”。最后一首，他突然笔锋一转：
“白莲岂解语，开落自有时。但得清风顾，何须世人知。”
掷笔。
满堂寂静。墨迹在宣纸上缓缓晕开，像莲花次第绽放。许久，李隆基抚掌大笑：“好！好一个‘何须世人知’！”他走下御座，亲自拿起那幅序文，“李卿可知，朕为何总召你醉时作文？”
李白抬头，眼中醉意与清醒交织。
“因为满朝文武，醒时都太像了。”皇帝的声音很轻，只有两人能听见，“只有你醉时，还是李白。”
那一刻，李白忽然明白了很多事。明白皇帝为何容忍他的狂放，明白这盛世为何需要他这样不合时宜的诗人。不是因为他的才华无可替代，而是因为他的“真”无可替代——醉时的真，狂时的真，哪怕这真带着刺。
他躬身谢恩，退出花萼相辉楼。走到太液池畔时，他停下脚步。那些白莲在风中轻轻摇曳，确实像误入尘世的仙客。他忽然想起昨夜烧掉的那些诗稿，想起炉火吞噬墨迹的瞬间。也许诗本该如此，写完便归于天地，强求传世反而失真。
“李翰林，”身后传来高力士的声音，老宦官递过一个锦袋，“陛下赏的醒酒石，还有……一坛酒。”
李白接过酒坛，拍开泥封，仰头饮了一口。还是剑南烧春，是他故乡的味道。
多年后，安史之乱的烽火中，流落江南的李白在采石矶醉酒捞月而死。传说他落水前还在吟诗，吟的正是那日兴庆宫里的句子：“白莲岂解语，开落自有时。”世人叹他癫狂，笑他痴傻，却不懂他那日在大明宫里早已参透——在一个人人追求“醒”的盛世里，保持适度的“醉”，或许才是最大的清醒。
真正的才情，从不在规矩中精雕细琢，而在天性里自然流淌。盛世之所以为盛世，不仅在于它能容纳多少端庄典雅，更在于它肯珍视几分不合时宜的真。那些看似醉态的背后，往往藏着对生命最清醒的凝视——唯其自由，所以真实；唯其真实，所以不朽。
12、柳芳
开元二十二年的洛阳，牡丹开得正盛。学子李幼奇站在柳府门前，手心微微出汗。他怀里揣着三年心血写成的百韵长诗，今天要来拜会的，是名满天下的史官柳芳。
门开了，青衣小童引他穿过回廊。李幼奇注意到廊下挂着几幅字，笔力遒劲，内容皆是史论片段。“柳公真乃史家本色，连家中装饰都不离本业。”他暗想。
柳芳在书房见他。这位《唐历》的编纂者年过五旬，气质沉静如古井，唯有一双眼睛锐利如刀，仿佛能剖开时光的迷雾。
“晚生李幼奇，拜见柳公。”李幼奇恭恭敬敬行礼，呈上诗稿，“这是学生三年所作《盛世百韵》，恳请柳公指点。”
柳芳接过，却不急着看。“坐。”他亲手斟了杯茶，“既是百韵，不妨先诵来听听。”
李幼奇精神一振。这是他等待已久的机会——若能得到柳芳赏识，在洛阳文坛便算有了门径。他清清嗓子，从开篇“开元日月丽中天”诵起。这是他为科举准备的压卷之作，字字推敲，句句用典，铺陈大唐气象，颂扬盛世风华。
他诵得很投入，没注意到柳芳的手指在案几上轻轻叩击，那是极细微的节奏，与诗句的韵律暗合。更没注意到，这位史官的目光虽然看着他，焦点却仿佛落在遥远的虚空——那是常年修史养成的习惯，听人言语时，同时在心中将其转化为文字。
百韵诗很长，诵完时茶已凉透。李幼奇口干舌燥，心中却满是期待：“请柳公指教。”
柳芳放下茶杯，忽然起身走向东墙。那里挂着一幅素绢，本是用来记录临时所思的。他提笔蘸墨，竟在绢上写了起来。
李幼奇起初不解，待看清内容，浑身血液都凉了——柳芳写的，正是他刚刚诵完的百韵诗！一字不差，连他中途口误纠正的地方，都按纠正后的正确版本书写。
“这……这不可能……”李幼奇喃喃道。这篇诗他从未示人，柳芳绝无可能预先知晓。
柳芳写完最后一字，搁笔转身：“此诗如何？”
李幼奇脸色煞白，一股血气直冲头顶。三年心血，竟被人如此轻易窃取？他想质问，想争辩，可面对柳芳平静的目光，所有话都堵在喉间。最后只挤出颤抖的一句：“柳公……这是晚生的诗。”
书房里静得能听见窗外牡丹花瓣落地的声音。
许久，柳芳忽然笑了：“聊相戏耳。”他走回案前，将诗稿推还给李幼奇，“这确是君所作。老夫不过记性尚可，听一遍便能复述罢了。”
李幼奇愣在原地，方才的愤怒、委屈、不甘，此刻都化作巨大的震惊。过目不忘他听说过，可这“过耳成诵”且是百韵长诗，简直匪夷所思。
“还不信？”柳芳示意他坐下，“你可再诵平日所作文章，任意篇章。”
李幼奇定了定神，选了篇少有人知的《洛阳秋赋》。这篇他从未公开诵读过，只在去年深秋写成后自己默念过几回。他诵得很慢，故意在一些生僻典故处停顿。
柳芳闭目倾听。待他诵完，取过纸笔，又是一挥而就。不仅文字无误，连他停顿处该有的标点都分毫不差。
这次李幼奇彻底信服了。他离席长揖：“柳公神技，晚生拜服！只是……方才为何要戏弄晚生？”
柳芳扶他起身，眼中锐利渐渐柔和：“你可知我为何能记史？”
不等回答，他走到书架前，抽出一卷《史记》：“司马公写项羽，不仅记其事迹，更揣摩其心境。所以读‘力拔山兮气盖世’，如见英雄末路。”又抽出一卷《汉书》：“班固写霍光，连他入宫时脚步轻重都有考究。所以读‘沉深详审’，如见权臣谨慎。”
他转身看着年轻的学子：“我记你的诗，不是记文字，是记你诵诗时的气息节奏、情绪起伏。你诵到‘九重宫阙开阊阖’时，声调昂扬，那是少年壮志；诵到‘可怜闺中月’时，气息转柔，那是文人多情。文字易记，人心难摹。我戏称诗为己作，是想看你反应——若你当即怒斥，是赤子心性；若你隐忍周旋，是世故圆滑。还好，你是前者。”
李幼奇怔住了。他忽然明白，方才那场戏弄，是一场比诗会更严苛的考试。
“记性于史家，只是末技。”柳芳的声音沉静如深潭，“真正的史笔，要能听见文字背后的心跳，看见事件深处的人性。你诗写得工整，却太像骈文范本，少了你自己的心跳。”
那天李幼奇在柳府待到日暮。他们从诗文谈到史籍，从开元盛世谈到古今兴衰。临走时，柳芳送他到门口，忽然说：“你那句‘凤池波暖日华新’，改‘暖’为‘静’如何？盛世气象，不在喧哗，在从容。”
李幼奇浑身一震。这一字之易，境界全出。
多年后，李幼奇也成了史官。安史之乱中，他在逃亡路上坚持记录见闻。有人问：“命都不保，何苦记这些？”他答：“柳公当年教我，史笔要记人心。这些乱世悲欢，才是真实的心跳。”
战乱平息后，他参与编修《肃宗实录》。写到马嵬坡之变时，他想起柳芳的话，没有只写政治权衡，而是多写了一笔：那个给杨贵妃送白绫的老宦官，转身时抹了把眼泪。同僚质疑此节无关宏旨，李幼奇坚持保留：“历史若是只剩下大人物和大事件，就失去了温度。”
他最终没有柳芳那样过耳成诵的神技，但他学会了听见文字背后的心跳。晚年致仕，他在洛阳旧宅栽了满院牡丹，总在花开时节对学子说：“才华如花，开时绚烂，终会凋零。唯有人品如根，深植土中，才能年年重生。”
而柳芳的故事，也随着《唐历》流传下去。后世史家提起他，不只说他博闻强识，更会说起那个牡丹盛开的午后，一位史官用最特别的方式，教会了一个年轻人：比记住文字更重要的，是读懂文字背后那颗鲜活的心。
真正的记忆，不是复刻文字的形貌，而是留存思想的温度。才华的极致，不在于展示过目不忘的奇技，而在于将这种天赋转化为对他人的体察与成全。最高明的传授，往往藏在看似戏谑的考验里——它要唤醒的不是钦佩，而是自知；要打磨的不是文笔，而是心性。
13、王藻、王素
贞元三年的长安，放榜日。春雨细细密密，把皇城外的黄泥路浇得一片濡湿。王藻挤在人群里，心跳如擂鼓。他踮起脚，目光掠过攒动的人头，终于看见了——第十四名，王藻。他松了口气，正要笑，笑容却僵在脸上。
因为就在自己名字下方，清清楚楚写着：第十四名，王素。
人群中响起嗡嗡议论。科举取士历来严格，极少有并列名次，更何况是第十四名这种不上不下的位置。有人开始猜测：是考官马虎？还是另有隐情？
王藻退了出来，雨水顺着鬓发流进衣领。他认识王素——不仅认识，两家还是世交。他们同年出生，同年开蒙，同年参加县试、府试，如今又同年中举，连名次都一模一样。
“藻兄！”熟悉的声音传来。王素撑伞跑来，脸上又是喜悦又是尴尬，“这……这可真是……”
两人站在雨中相视苦笑。按照惯例，他们要一起去拜谢主考官，一起去吏部登记，未来很可能一同授官、一同赴任。从此在所有人眼中，他们将成为一体——“那两个十四郎”。
果然，当晚的鹿鸣宴上，吏部侍郎举杯笑道：“今日双星并耀，二王同辉。往后同朝为官，也是一段佳话啊！”众人附和，纷纷来敬酒。王藻和王素并肩站着，接受祝贺，笑容得体，心中却各自翻腾。
宴后归家，王藻的父亲在书房等他。“素儿那孩子，我也看了他文章。”老父亲沉吟，“确实与你在伯仲之间。但你要记住，科举只是起点，往后路还长。”
“父亲是怕我与他相较？”
“是怕你只知与他相较。”父亲看着窗外雨夜，“这世上有种束缚，叫‘齐名’。从今往后，你做任何事，别人都会拿你与他比较。你胜了，有人说你该胜；你输了，有人说你不如。久而久之，你做事不再是为自己，而是为胜过他，或至少不输给他。”
王藻沉默。他想起从小到大，每次先生夸奖王素，母亲总要说“咱家藻儿也不差”；每次自己作文得了甲等，父亲总会问“素儿得什么”。
第二天，按照规矩，他们要一同去拜会主考官陆贽。这位以刚直着称的大臣看了他们一眼，忽然问：“若你二人只能有一人授官，该是谁？”
王藻和王素都愣住了。
陆贽笑了笑：“随口一问。去吧。”
走出陆府，王素忍不住说：“陆公此言何意？”
王藻摇头。他想起父亲昨夜的话，忽然觉得这并列第十四名，像一道无形的绳索，将他们紧紧捆在一起。未来数十年，他们将是彼此的镜子、标尺、参照物。
授官旨意下来那天，长安城春光正好。王藻授蓝田县尉，王素授渭南县尉——两个县城相邻，品级相同，连赴任的日子都定在同一天。
离京前夜，王藻独自去了曲江池。月光如水，他想起这些年的寒窗苦读，想起放榜那日的雨，想起陆贽那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忽然有人拍他肩膀，回头一看，是王素。
“就知道你在这里。”王素递过一壶酒，“明日一别，不知何时再见了。”
他们在池边坐下，对饮无言。许久，王素忽然说：“藻兄，你可知我最怕什么？”
“怕什么？”
“怕我们真成了‘二王’，从此分不清谁是谁。”王素仰头饮了一口，“小时候先生让我们临帖，我总偷偷看你写的，然后改掉和你相似的字形。不是不想学你，是不想变成你。”
王藻怔住了。原来这些年，王素也在承受同样的压力。
“我想好了，”王素看着池中月影，“到渭南后，我主攻刑狱诉讼。蓝田多矿，你擅长数术，正好主抓盐铁赋税。我们各走一路，十年后再看。”
月光下，两个年轻人击掌为约。那一刻，那根名为“齐名”的绳索，似乎松开了些。
十年光阴如白驹过隙。贞元十三年，他们同期回京述职。王藻在蓝田整顿盐税，追回漏税三万贯；王素在渭南平反冤狱十七起，百姓送“王青天”匾额。朝堂上，德宗皇帝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笑道：“当年‘二王’，如今一文一武，殊途同归啊。”
这一次，没有人再说他们“齐名”。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各自的名字——王藻是“理财能臣”，王素是“断案清官”。
那晚他们又去了曲江池。还是那轮月亮，人却不再是当年忐忑的新科进士。
“记得陆公当年之间吗？”王藻忽然问。
王素点头：“若只能一人授官……我想现在我能回答了：该是有自己的那个人。”
他们相视而笑。这些年，王藻钻研《九章算术》，将赋税账目整理成系统；王素精研《唐律疏议》，编了本《问刑要诀》。他们偶尔通信，不再比较政绩，反而交流心得——王藻教王素查账技巧，王素教王藻审讯要领。他们终于明白，真正的“齐名”，不是活成彼此的影子，而是在各自的路上，都走出足够远的距离，远到能互相照亮。
后来王藻官至户部侍郎，王素任大理寺少卿。有年轻官员羡慕他们“年少齐名，终生同辉”，他们总会说：“齐名是起点，不是终点。重要的是从那个起点出发后，你走了多远，走到了哪里。”
晚年致仕，他们比邻而居。春日赏花，夏夜弈棋，秋日登高，冬日围炉。孩子们有时会问起当年科举轶事，他们总是轻描淡写：“不过是都考了第十四名罢了。”仿佛那曾让他们彻夜难眠的“齐名”，早已云淡风轻。
但某个午后，王藻看见王素在教孙子写字，用的还是当年他们临过的颜体。那一笔一划，竟与自己写的有七分相似。他忽然笑了——原来走了这么远，有些东西早已长在骨血里，不是想改就能改的。
而这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用一生证明了：即使起点相同、轨迹相交，每个人依然可以走出独一无二的路。就像两棵并肩的树，根系在地下相连，枝叶却向着各自的天空生长。
人生的价值，从来不在于与他人的比较，而在于对自我的成全。齐名可以是佳话，也可以是枷锁——区别在于，你将它视为命运的捆绑，还是前行的陪伴。真正的成熟，是在认清“我们相似”之后，更有勇气去发现“我之所以为我”。当两个人都成为完整的自己，那段被并称的往事，才会在时光里沉淀成真正的美谈。
14、韩愈
元和七年的洛阳，秋意已深。河南府衙的后院里，几株老槐开始落叶。韩愈站在廊下，看着新任河南尹李素的轿子缓缓离去。这位李素是来接替杜兼的，而杜兼在任时的种种作为，韩愈再清楚不过——那位前河南尹，可是以严苛到近乎酷烈着称的。
“韩县令。”李素折返回来，他四十出头，面容温和，“初来乍到，还请多多指教。”
韩愈还礼：“不敢。李公有何垂询？”
“倒也无甚要事。”李素笑了笑，“只是……想听听韩县令对前任杜公的看法。”他压低了声音，“毕竟初接此任，总得知己知彼。”
韩愈捻须沉吟。这个问题看似平常，实则微妙。说杜兼不好，有背后非议之嫌；说杜兼好，又违心——那位的苛政，他是亲眼见过的。去年早灾，百姓拖欠赋税，杜兼命衙役抓了三百余人下狱，寒冬腊月也不释放，逼得有人典儿卖女。韩愈当时还只是县令，却连夜写就《论天旱人饥状》，直送长安。可奏书石沉大海。
“韩县令但说无妨。”李素道，“此地只你我二人。”
韩愈忽然想起昨日在书斋，小女儿正在练字。她临的是《古诗十九首》，正写到“将缣来比素”。缣是黄色的细绢，素是白色的生绢，诗中女子说：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他抬眼看了看李素。李素，字文素。
“李公问前后之政，”韩愈缓缓道，“在下只有四字：将兼来比素。”
李素愣了愣，随即眼中闪过一丝光彩。他听懂了——这不仅是“将杜兼与李素相比”，更是那句古诗的巧妙化用。而诗的下一句，是“新人不如故”。韩愈没说的下半句，分明在暗示：希望我李素，不要像杜兼那样严苛，要懂得体恤百姓。
“好，好一个‘将兼来比素’。”李素拱手，“受教了。”
三日后，河南府发布第一道政令：凡因灾欠税者，准予分期缴纳，不得随意拘押。狱中在押的欠税农户，查明确无其他罪行的一律释放。消息传出，洛阳城西的贫民窟里，第一次有了笑声。
韩愈听说后，在书房静坐良久。他铺开纸，却久久没有落笔。窗外秋阳正好，他想起自己这些年写的那些文章——《原道》《师说》《进学解》……篇篇都在说理，都在呼吁。可有时，一个恰到好处的双关，一句点到为止的提醒，比千言万语更有力量。
那年冬天特别冷。腊月二十三，小年夜，韩愈从县衙回府，见街角蜷着几个乞丐。他停下轿，让随从去买些胡饼分给他们。其中一个老乞丐忽然跪下来：“韩青天，您和李青天，都是好人啊！”
韩愈扶起他：“老人家言重了。是李府尹仁政。”
“都知道的，”老乞丐眼中含泪，“李府尹来后，衙役不胡乱抓人了，租子也能缓交了。我那儿子……去年就是被杜……被抓进去，没熬过冬天。”他哽咽着说不下去。
回府路上，韩愈一直沉默。轿子经过河南府衙时，他看见里面还亮着灯。李素还在办公。这位新来的河南尹，上任三个月，亲自复审了三百多宗旧案，平反了十七起冤狱。
开春后，韩愈接到调令——升任职方员外郎，即日回长安。临行前，李素在府中设宴饯行。
酒过三巡，李素举杯：“韩公那日‘将兼来比素’之言，李某一直铭记在心。这半年来，每做一决断，都会想：若是杜公会如何？若是韩公又会如何？”
韩愈回敬：“李公过谦。为政之道，本就在宽严相济。过宽则民慢，过严则民残。杜公之失，不在严，而在不察民情。”
“所以韩公那日不直说，而以诗喻之。”李素笑道，“若韩公直言杜公之苛，我或会疑心你有私怨。可这一句‘将兼来比素’，既让我明白前车之鉴，又给我留足了颜面——毕竟，没人愿被说‘不如故’。”
两人相视而笑。窗外的桃花开了，春风吹进堂内，带着泥土的气息。
后来在回长安的马车上，韩愈想起了这件事。他忽然明白，自己这些年来写文章总爱直抒胸臆，固然是文人本色，但在官场中，有时婉转比直接更有力量。不是妥协，而是智慧——让听的人自己去悟，比强灌更有效。
元和十四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途经蓝关时风雪漫天，他写下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在潮州那个瘴疠之地，他没有再写激烈的奏疏，而是兴修水利、开办乡学。有次当地豪强侵占民田，他请那人来府中赏画——画的正是《古诗十九首》的诗意图，停在“将缣来比素”那一幅。
那豪强看了半晌，第二日便归还了田地。
韩愈的学生问他：“恩师何不依法严办？”
他望着远处的韩江，缓缓道：“法要执，理要讲，但让人自己明白，比强迫他认罪更好。潮州天高皇帝远，我若一味用强，我走后他必报复百姓。如今他自己醒悟，往后也会收敛些。”
学生若有所悟。韩愈却想起了多年前洛阳的秋天，那句“将兼来比素”。原来世间许多道理，说破不如点透，强制不如启发。就像春风化雨，无声却能让万物生长。
真正的智慧，往往不在言辞激烈处，而在点到即止时。恰如其分的提醒，比直接的指责更有力量；让人自悟的道理，比强灌的教条更入人心。为政如此，为人亦如此——最高的境界，是让听者在会心一笑间，看见该走的路。
15、李程
长庆二年的长安，夏日悠长。宰相李程从政事堂出来时，日头已经西斜。他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今日廷议，又是关于藩镇的争吵，从辰时吵到申时，最后什么结论也没有。
“相爷，”随从低声道，“严侍郎和严郎中在值房等候多时了。”
李程脚步一顿。严谟，礼部侍郎；严休，吏部郎中。两人同姓严，又同在尚书省任职，被人戏称“南省二严”。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当红宦官推荐的人。
值房里，茶已换过三巡。严谟见李程进来，连忙起身：“下官打扰相爷了。”
“坐。”李程在主位坐下，看了眼严休，“二位同来，所为何事？”
严谟搓了搓手：“听闻万年县令出缺，下官……下官在礼部多年，想历练历练地方实务。”他说得委婉，但意思明确——他想当长安城的万年县令。
李程端起茶盏，没有立刻回应。万年县令虽只是正五品，却是天下第一县的父母官，非能臣干吏不可胜任。更重要的是，这个位置历来是晋升要津。严谟此人他了解，文章写得漂亮，应酬也得体，但缺乏决断，更不懂民生。去年江南水灾，礼部议赈济方案，他提出的全是华而不实的虚文。
“严侍郎有此抱负，是好事。”李程缓缓道，“不过县令之职，重在实务。你久在礼部，可知万年县有多少坊、多少户、去年收了多少税赋、积压了多少诉讼？”
严谟愣住了，支吾道：“这……这些具体数目，下官确未深究。但治理之道，在于驭人……”
“严郎中呢？”李程转向严休，“你也想去万年县？”
严休连忙摆手：“下官不敢。只是……家兄确有为民之心。”他说得客气，眼神却透着期待。谁都知道，他们兄弟背后站着谁。
李程放下茶盏，走到窗边。窗外是皇城的重重屋檐，更远处，隐约可见万年县的街巷。他想起昨日在街上，看见两个老农因为一垄地争执，最后闹到县衙。县令不在，主簿推给县尉，县尉又推给司法参军。一垄地的事，拖了三个月。
这样的县，能交给严谟吗？
“二位，”李程转身，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相爷请讲。”
“二年，”李程一字一顿，“不知谟。”
严氏兄弟面面相觑。这话听着像是说“两年不了解严谟”，但又隐隐有别的意思。严休最先反应过来——二年，不就是“二严”吗？李相这是在说：你们两个姓严的，我都不了解。
不，不止。严休忽然想起《尚书》里的句子：“三年不言”，“三年不知”……李相是在用典。他在说：为政需要时间观察，我观察你们还不够。
严谟显然没想这么深，他脸色有些发白：“相爷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李程坐回主位，“万年县令责任重大，需通晓民情、精于实务之人。严侍郎若真有意地方历练，不妨先从近畿小县做起。洛阳县尉正好出缺，你可愿往？”
洛阳县尉，从六品，比万年县令低了两级，还是副职。严谟的脸彻底垮了。
送走严氏兄弟，天色已暗。随从点上灯，忍不住道：“相爷，您这样回绝，只怕那两位背后的人……”
“怕什么？”李程展开一份奏章，“他们背后的人，也要讲规矩。我若让严谟当了万年县令，才是害他——以他的才能，在那个位置上不出半年就要出大乱子。到时候，他背后的人也保不住他。”
他提起笔，在奏章上批阅。烛火跳动，映着他脸上的皱纹。这些年，他在这个位置上见惯了各种请托。有的可以通融，有的必须拒绝。拒绝也要讲方法——不能硬顶，不能结怨，要让对方知难而退，还要留足颜面。
“二年不知谟，”他轻声重复这句话，笑了笑。这话妙就妙在，听起来像是自谦“我不了解你”，实则暗示“你还不够格”。严休听懂了，所以没有纠缠；严谟没听懂，但见弟弟不再说话，也就罢了。
七日后，吏部任命下达：万年县令由渭南县丞升任，那是个在地方干了十五年的老吏。严谟调任洛阳县尉，严休原地不动。
消息传出，朝中议论纷纷。有人说李程公正，有人笑严氏兄弟不自量力。只有几个明白人叹道：“李相这话说得巧啊。‘二年不知谟’，既回绝了请托，又不得罪人，还让人挑不出错处。”
这话传到李程耳中时，他正在书房教孙子对对联。八岁的小孙子问：“爷爷，为什么说话要绕弯子？想说什么直接说不好吗？”
李程摸摸孙子的头：“你看院中那棵梅树。若是直接折下一枝给你，一会儿就枯了。若是教你如何栽种、如何养护，你就能自己种出满树梅花。”他顿了顿，“说话也是这个道理。有些话直说伤人，绕个弯子，既能把道理讲明白，又能让人自己悟出来。这才是为政、为人的智慧。”
孙子似懂非懂。李程也不多解释。有些道理，需要岁月才能明白。
那年冬天，严谟赴洛阳上任。三个月后，他给李程写了封信，信中说：“初到任时，以为县尉不过审案捕盗。及至亲理民讼，方知一亩地、一间房、一口井，皆系百姓身家性命。往日坐在尚书省，不知民间疾苦至此。感念相爷当日安排。”
李程回信只有八个字：“知不足，然后能进。”
后来严谟在洛阳干了五年，竟真成了能吏。调回长安时，他特意登门拜谢。李程闭门不见，只让门房传话：“谢我做什么？谢你自己肯学。”
门内，李程对老友笑道：“现在可以说‘二年知谟’了。”
拒绝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责任——对请托者的责任，对职责的责任。高明的回绝，从不是冰冷的否定，而是在守住底线的同时，为对方留一扇窗、指一条路。真正的为政者，懂得在原则与人情间找到平衡，让拒绝成为另一种成全。
16、李吉甫
元和六年的初冬，大明宫紫宸殿里地龙烧得正暖。宪宗皇帝李纯放下奏章，忽然抬起头，目光扫过殿中侍立的几位宰相。
“李卿，”他看向李吉甫，“京兆府尹，编制是几员？”
这问题来得突然。殿中一时安静，只能听见铜漏滴水的细微声响。几位大臣交换了眼神——皇帝为何突然问起这个？京兆府的编制是固定的，三品大员一名，从四品少尹两名，这是常识。难道……
李吉甫出列，躬身答道：“回陛下，京兆尹三员：一员大尹，二员少尹。”
他说得平静，字字清晰。宪宗盯着他看了片刻，忽然笑了：“善。”
退朝后，几位同僚围住李吉甫。“李相，”有人低声道，“陛下今日此问，恐怕……”
“恐怕是在试探。”李吉甫接过随从递来的披风，“最近有人上奏，说京兆府官员太多，建议裁撤少尹一员。”
众人恍然。京兆府管着长安城百万人口，政务繁剧，两个少尹尚且忙不过来，若再裁一员，必出乱子。皇帝突然询问编制，恐怕是听了裁撤的建议，又拿不定主意，故有此问。
“那李相为何只答编制，不多说几句？”有人问。
李吉甫系好披风带子：“陛下问什么，答什么。问编制，就说编制。若陛下想听利弊，自会再问。”他顿了顿，“为臣者，最忌揣测过度，答非所问。”
走出宫门时，雪花开始飘落。李吉甫坐上轿子，闭目养神。他想起刚才殿上的情景——皇帝问得随意，但他听出了弦外之音。这几年，宪宗励精图治，想重振中央权威，对地方节度使用兵，对朝中冗员也想整顿。但整顿不能乱来，京兆府是天子脚下，更不能动。
所以他的回答，看似简单，实则深思熟虑。“一员大尹，二员少尹”，这八个字既回答了问题，又暗含另一层意思：编制如此，自有其道理。若皇帝真想裁撤，听完这个回答，也该明白——这是祖制，也是实际需要。
轿子经过京兆府衙门时，李吉甫掀开帘子看了一眼。府门前排着长队，都是来办事的百姓。两个书吏在维持秩序，冻得直搓手。这样的政务量，两个少尹尚且要忙到深夜，若再减员……
“停轿。”他忽然道。
李吉甫走进京兆府时，正听见后堂传来争吵声。是大尹韦贯之在和少尹裴武争论什么。见他进来，两人连忙行礼。
“吵什么？”
韦贯之苦笑：“李相来得正好。万年县和长安县的界碑被人挪了，两县百姓为争一块地闹到府里。下官说该按旧图籍重勘，裴少尹说该实地丈量，争了一上午了。”
裴武补充：“旧图籍是开元年间的，这都过去八九十年了，地形早变。实地丈量虽费时，但一劳永逸。”
李吉甫听了，问：“还有一位少尹呢？”
“去渭桥查漕运了。”韦贯之道，“年底漕粮入库，马虎不得。”
李吉甫点点头，走到案前看了看地图。那块争议地不大，但涉及三十多户人家。“这样吧，”他指指地图，“明日，韦大尹带人按图籍先划个大致界线。裴少尹带人去实地，看看百姓实际耕种范围。等查漕运的那位回来，让他核对历年赋税记录——哪户在哪块地纳过税，总有记载。三面对照，还怕断不清？”
韦贯之和裴武对视一眼，齐声道：“李相明鉴。”
“不是明鉴，是常识。”李吉甫转身，“一个衙门为什么要设这些官职？就是因为政务繁杂，需要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去看。大尹统揽全局，少尹各司其职。就像人有双眼，才能看清远近；有双耳，才能辨明方向。若只剩一只眼、一只耳，看事做事难免偏颇。”
这话说得两人连连点头。李吉甫临走时又道：“方才陛下问京兆府编制。我说，一员大尹，二员少尹。”
韦贯之何等聪明，立即明白了：“多谢李相。”
雪下得更大了。回府路上，李吉甫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地方任职的经历。那时他还是个县令，衙门里就他一个主官，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有次审田产纠纷，他自以为断得公道，后来才发现两家是世仇，争地是假，斗气是真。若有个人从旁提醒，或许就不会判得那么草率。
所以他对“一员大尹，二员少尹”这编制，体会尤深。这不是简单的三个官员，而是一种制衡、一种互补。大尹掌总，少尹分管；大尹定方向，少尹抓落实。三人议事，可以相互驳难，避免独断专行。
三日后，朝会上又有人提起裁撤京兆少尹之事。这次宪宗没再问李吉甫，而是直接道：“一员大尹，二员少尹，这是高祖太宗定下的编制，沿用百年，必有道理。此事不必再议。”
散朝后，那位提议裁撤的御史悄悄问李吉甫：“李相，下官愚钝，陛下为何……”
李吉甫拍拍他的肩：“你不是愚钝，是太着急。想为朝廷省钱是好的，但省钱不能省在要害处。京兆府若乱，长安就乱；长安若乱，天下还能安吗？”
御史沉思良久，深鞠一躬：“下官明白了。”
这年除夕，李吉甫在府中写春联。儿子在旁边磨墨，问：“父亲，都说为官要善对，什么是善对？”
李吉甫笔走龙蛇，写下“一门和气”四个字。“善对不是对对子，”他放下笔，“是知道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陛下问编制，你说编制；陛下问利弊，你说利弊。不问而答是僭越，问而不答是失职。就像今天这副对联，”他指指刚写好的，“上联是‘天增岁月’，下联就要对‘人增寿’。若对‘地减山河’，虽然工整，却不应景。”
儿子若有所思。窗外传来爆竹声，新的一年要来了。
多年后，李吉甫主修《元和郡县图志》。在序言里，他写道：“设官分职，各有攸司。多一人则冗，少一人则匮。”这或许是对当年那场对话最好的注脚——制度之所以为制度，是因为它经过时间检验，平衡了各种需要。擅自增减，往往适得其反。
而“一员大尹，二员少尹”这个看似简单的回答，也成了朝堂上的佳话。后来有年轻官员请教为官之道，老臣们总会提起这个故事：“当年李相当着陛下的面，只说了八个字，就保住了一个衙门的完整。为什么？因为他懂得，有时候，最简单的实话，就是最智慧的回答。”
真正的智慧，往往体现在对基本常识的坚守上。制度之所以历经岁月而不易，是因为它沉淀了前人的经验与平衡。面对变革的冲动，最有力的回应有时不是长篇大论，而是清醒地指出那些颠扑不破的常理——它们看似简单，却维系着复杂的系统不致倾覆。
17、王生
元和年间的罗浮山，云雾终年不散。山腰有座草庐，住着个姓王的书生。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只知道他读过书、参过禅，偶尔下山替人写些书信，换些米粮。
这年春天，新科进士刘瞻外放岭南，途经罗浮。听说山中有位奇人，便屏退随从，独自上山拜访。他穿着官服，踏着石阶，走到草庐前时已近正午。
王生正在院中晒药，见了他，也不起身，只指了指旁边的竹凳：“坐。”
刘瞻坐了，环顾四周。草庐简陋，但收拾得整洁。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的是“简易”二字，笔法朴拙，却有股说不出的味道。
“在下刘瞻，新任端州刺史。”他拱手道，“久闻先生高名，特来请教。”
王生继续翻动药材：“请教不敢。山野之人，能知道什么？”
刘瞻不以为忤，反而更恭敬了：“晚辈初任地方，常感为政之难。敢问先生，为政之道，难耶？易耶？”
王生停下手中的活，抬头看了看他。这个年轻人约莫三十岁，眼神清亮，官服穿得一丝不苟，但眉宇间有忧色——是那种想做实事又怕做不好的忧色。
“简则易。”王生说了三个字，又低头翻药。
刘瞻等了等，见他没有继续解释的意思，只好又问：“何谓简？”
“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王生拿起一味药材，“就像这黄连，能清热，但用多了伤胃。为政用药，贵在对症，不贵在多。”
刘瞻若有所思。他在长安时，见过太多官员为了显能干，把简单事复杂化，把明白事糊涂化。一纸公文辗转七八个衙门，一件小事开会三五次还定不下来。
“那……”他想了想，“敢问先生，儒释二家，治国之道可同否？”
这个问题更大了。当今天下，儒家是正统，佛教盛行，皇帝也礼佛。但两家常起争端，长安城里为此没少吵架。
王生这次笑了。他放下药材，洗了手，给刘瞻倒了碗山泉水。“你看这水，”他说，“从山泉来，是水；流到江里，是水；蒸腾成云，落下成雨，还是水。你说它是儒家的水，还是佛家的水？”
刘瞻愣了。
“直则同。”王生端起自己那碗水，一饮而尽，“儒家讲仁政爱民，佛家讲慈悲度人，说到底，都是要让人活得更好。路有千万条，终点都是长安。何必争哪条是儒路，哪条是佛路？”
这番话如醍醐灌顶。刘瞻起身，深鞠一躬：“谢先生指点。”
下山路上，他反复琢磨那六个字：“简则易，直则同。”走到山脚时，忽然明白过来——王生不是在谈玄说妙，而是在说最朴实的道理。为政，就是把复杂的事简单化；治学，就是在不同的路上找到共同的目标。
到端州上任后，刘瞻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前任留下的三百多条规章梳理了一遍。其中有一百多条是重复的，八十多条是互相矛盾的，还有几十条根本执行不了。他召集属吏，只说了一句：“留下能用的，去掉没用的。以后定规矩，一条说清楚一件事，不准绕弯子。”
属吏们面面相觑。有个老主簿提醒：“使君，这些规矩可都是历年积攒的，贸然删减，恐怕……”
“恐怕什么？”刘瞻问。
“恐怕有人说使君轻率，不尊重前任。”
刘瞻想起王生晒药的情景。他笑了笑：“规矩就像药材，放久了会霉变。霉变的药，吃了要伤身。我们是治病的，不是存药的。”
他用了一个月时间，把三百多条规章精简成五十条。每条都写得明白：什么事、怎么办、找谁办、几天办完。贴在衙门口，让百姓来看，不识字的叫书吏念给他们听。
效果立竿见影。往年春耕时节，总有农户为争水打架，闹到衙门。今年刘瞻按新规：按田亩分水，按日期轮换，谁违规谁受罚。简单明白，执行起来也容易。端州第一次有了不闹水争的春天。
夏天，州里有座佛寺和一座书院争地。佛寺说地是前朝皇帝赐的，书院说是本朝官府划的。两边都有背景，吵了三年没结果。刘瞻把双方请到衙门，摊开地契、文书、县志。
“地是谁的，按律法来。”他说，“但不管是佛寺还是书院，建起来都是给人用的。佛寺能让百姓安心，书院能让子弟读书，都是好事。这样吧，地判给有地契的一方，但赢的一方出钱，在对面再买一块相等的地，给另一方用。钱不够，州府补贴三成。”
这个判罚前所未有。佛寺的住持和书院的院长都愣住了。
“刘使君，”住持合十道，“这……这判法，是儒是佛？”
刘瞻想起王生那碗水：“是端州判法。”
后来这事传为美谈。佛寺和书院不仅息了讼，还成了好邻居。书院的学生常去佛寺借阅藏经，佛寺的僧人常来书院听讲。有京官南下视察，听说此事，特意来问刘瞻：“你就不怕人说你调和折中，没了原则？”
刘瞻答：“原则是解决问题，不是制造问题。地只有一块，两家都要，硬盘给谁都会结怨。现在两家都有地用，不是更好？”
京官叹服。回朝后，他把这事讲给宰相听，宰相笑道：“这个刘瞻，懂得‘直则同’的道理。”
三年后，刘瞻任满回京。他特意绕道罗浮山，想再访王生。到了草庐，却发现人去屋空。邻山的樵夫说，王生前个月就云游去了，只留下那幅“简易”的字。
刘瞻在草庐前站了很久。山风拂过，墙上的字轻轻摆动。他忽然明白，王生或许不是隐士，而是个明白人——明白到看透了那些缠绕在世事上的虚文缛节，所以选择最简单的方式活着。
回长安后，刘瞻历任要职。他总记得那六个字，做事力求简明，待人务求公正。有同僚笑他太直，他反问：“路是弯的好走，还是直的好走？”
后来他官至宰相，主政时大力裁撤冗官、简化程序。有人攻击他“变更祖制”，他在朝堂上说：“太宗皇帝当年定《贞观律》，比前朝律法少了多少条？高祖皇帝入关中，约法三章，又是何其简？制度不在繁，在行得通；法令不在多，在守得住。”
这话掷地有声。连皇帝都赞道：“刘相此言，深得治要。”
晚年致仕，刘瞻回到岭南。他在罗浮山脚建了座小院，院门挂着自己写的一副对联：
简则易，减繁除冗清风至
直则同，去伪存真大道通
常有年轻官员来请教，他总带他们上山，指指那间空了的草庐：“这里面曾住着一位先生，他只教了我六个字，我用了一辈子。”
世间至理，往往至简。真正的智慧，不是把简单变复杂，而是在纷繁中看见本质；真正的包容，不是模糊是非，而是在不同中寻到共通。为政如此，为人亦如此——当一个人懂得删繁就简、直指本心，他便找到了应对万变的不变之道。
18、辛丘度
元和十五年的春天，来得有些仓促。正月里宪宗皇帝突然驾崩，穆宗即位，整个长安城还沉浸在国丧的肃穆中。但朝廷总要运转，该补的官缺，还得补。
这日清晨，尚书省吏部衙门，令史陈宣摊开名册，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他是老吏了，在吏部干了二十年，专管官员值班安排。今日要排的是新一批“遗补”——就是侍御史、补阙、拾遗这些谏官——的轮值次序。
名册上是三个新名字：辛丘度、丘纾、杜元颖。
陈宣提笔蘸墨，忽然笑了。这名字有意思——辛丘度，姓辛；丘纾，姓丘；杜元颖，姓杜。连起来念，可不就是“辛、丘、杜”吗？他想起老家河南的俗语：“新渠堵，水不流。”这三个姓排在一起，倒是个好记的口诀。
值房外传来脚步声。陈宣抬头，看见三个年轻官员并肩走来。都是二十多岁的年纪，穿着崭新的浅绿官服——这是八九品官的服色。虽然官阶不高，但“遗补”是清要之职，能直接给皇帝上书，前途不可限量。
“三位郎君早。”陈宣起身拱手，“可是来问轮值的？”
居中的那位相貌清秀，先开口：“在下辛丘度。”又指左边，“这位丘纾。”右边，“杜元颖。请问今日起，我们如何轮值？”
陈宣请他们坐下，翻开排班簿：“按惯例，遗补每月需有十日在省中当值，以备咨询。三位是新补的，就从这个月开始吧。”他顿了顿，“为了方便，往后排班时，我就按三位姓氏来排——辛、丘、杜，这样可好？”
三人对视一眼，都笑了。杜元颖道：“如此甚好，好记。”
丘纾补充：“还顺口。”
从那天起，“辛、丘、杜当入”成了吏部的一句常话。每月初，陈宣安排轮值，总要先找出这三位。有时他们同时值班，有时错开，但无论如何，“辛、丘、杜”这个顺序没变过。
起初只是图方便，渐渐却有了别样的意味。
四月初，关中春旱。穆宗皇帝问策，几位宰相意见不一。按照制度，皇帝让遗补们各抒己见。那日正好辛丘度当值，他写了一份《请减宫中用度以助抗旱疏》，建议削减宫廷开支，省下的钱用于打井修渠。
奏书递上去，没立刻回复。过了几天，丘纾当值，他又上了一疏，内容与辛丘度相似，但更具体——算出了宫中每月用烛、用炭、用绢的数目，建议每项减三成。
第三日，杜元颖当值。他写的是《请遣使巡行畿县疏》，建议派御史到各州县督查抗旱，防止官吏趁机摊派。
三份奏疏，角度不同，但核心一致：抗旱救灾，朝廷要带头节俭，要真抓实干。穆宗看了，对宰相说：“这三个新补的，倒是一条心。”
这话传出来，“辛、丘、杜”不再只是姓氏排序，而成了某种标志——三个敢言且能言的年轻谏官。
但他们自己知道，默契不是天生的。那天下午后，三人相约去西市酒肆。酒过三巡，辛丘度举杯：“二位，往后我们同在谏垣，既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要各自为战。有事多商量，如何？”
丘纾点头：“正该如此。今日我见你奏疏说减用度，就想，减哪些？减多少？所以次日补充了些具体数目。”
杜元颖笑道：“我想的是，光减用度不够，还得有人去下面看着，别让好经念歪了。”
三人碰杯。从那天起，他们每月必聚一次，有时在酒肆，有时在某人家中。不谈风月，只论时政——河北藩镇又不安分了，淮南盐税有漏洞，科举该不该加试诗赋……什么都聊。聊完各自回去写奏章，虽各有侧重，但大方向总是一致的。
这年秋天，宫中要办重阳大宴。有宦官提议，今年收成不好，宴会应从简。但也有大臣说，新君即位，第一个重阳宴若办寒酸了，有损国威。争论传到遗补这里，按轮值，那天是辛丘度当班。
他写了一份《请罢重阳宴疏》，直言“旱灾未解，民有菜色，宫中不宜张宴”。写完了，他没有立即递，而是托人带话给丘纾和杜元颖：“此事二位以为如何？”
丘纾回话：“该罢。但可建议将省下的钱，在玄武门设粥棚三日，惠及贫民。”
杜元颖补充：“还要防止地方效仿——宫中罢宴，州县若照常宴乐，反而不好。应明发诏令，天下州县，重阳一律不得宴饮。”
三人的意见合在一起，成了完整的一策：罢宴、省费、济民、禁奢。奏疏递上，穆宗准了。重阳那日，宫中果然未设宴，只在玄武门外支起二十口大锅，施粥三日。长安城的百姓都说：“新皇上节俭，是百姓之福。”
这事之后，“辛、丘、杜”的名声更响了。有人开始称他们“三谏”，有人说他们是“新一代的铮臣”。但他们自己知道，所谓默契，不过是肯坐下来多谈几次，肯倾听彼此的想法，肯为同一个目标各自努力。
当然也有分歧。有次讨论该不该限制佛教寺庙占田，辛丘度认为该限，丘纾认为该缓，杜元颖则认为该区别对待——大寺限，小寺放。三人争论到深夜，最后达成共识：先查清楚到底占了多少钱，再定政策。
调查的建议递上去，皇帝派他们三人分头去查。三个月后，数据出来：天下寺庙占田，竟达百万亩。这次他们联名上书，建议“限田但不夺田”，给寺庙留足香火地，多余的部分或收回，或课税。建议又被采纳。
时光如梭，转眼三年。他们已不是新科进士，都升了官，调了职。辛丘度任监察御史，丘纾任起居郎，杜元颖任翰林学士。虽然不在同一个衙门了，但每月一聚的习惯没变。
这年腊月，又到排班时。陈宣看着名册，忽然有些感慨——这三位的名字，他排了三年。从最初只因姓氏顺口，到后来成了朝中的一段佳话。他提起笔，在排班簿上写下最后一行：“辛、丘、杜，本月二十日同值——最后一次。”
是的，最后一次。因为过了年，辛丘度要外放刺史，丘纾随驾东巡，杜元颖留京修史。三人就要各奔东西了。
二十日那天下着雪。三人值完班，并肩走出皇城。雪落在他们的官袍上，谁也没说话。走到安上门外，辛丘度忽然说：“还记得第一次当值吗？陈令史说‘辛、丘、杜当入’，我们还笑说顺口。”
丘纾接道：“这一顺口，就是三年。”
杜元颖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今日之后，再无‘辛、丘、杜当入’了。”
三人站在雪中，忽然都笑了。辛丘度解下腰间的酒囊：“以此雪为令，饮一杯吧。”
没有杯子，就对着囊口轮流喝。酒是普通的浊酒，辣喉，但暖身。
“往后，”丘纾抹抹嘴，“虽不在一处，但有事还当通气。”
“自然。”杜元颖道，“谏臣本色，不敢或忘。”
雪越下越大。三人拱手作别，走向三个方向。陈宣从值房窗口望出去，只见白茫茫的天地间，三个绿色的身影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风雪中。
后来，他们果然都成了名臣。辛丘度在地方兴水利，丘纾在朝中敢直言，杜元颖文名满天下。人们提起他们，总会说起“辛、丘、杜”那段往事。有年轻官员问：“三位当年何以如此默契？”
已致仕的陈宣在洛阳家中，对来访的后生说：“哪有什么天生的默契？不过是三个明白人，懂得同舟共济的道理。朝廷如船，谏官如楫。一根楫划不动船，三根楫朝一个方向用力，船才能行稳致远。”
他顿了顿，眼中泛起回忆的光：“而且啊，有些缘分，从名字排在一起的那天，就开始了。”
人与人之间最难得的，不是偶然的同行，而是在同行中培养出的默契与担当。当几个独立的个体，因缘际会站在同一位置，若能以公心相照、以诚意相商，便能从简单的并列，升华为力量的凝聚。这样的组合，其光芒往往远超个人之和，成为时代记忆里温暖而有力的一笔。
19、王勮
开元年间的大唐，正是盛世光景。这日长安城内张灯结彩，朱雀大街两侧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今日是五位亲王同时出阁受封的大日子。
皇城之内，典礼现场已是百官肃立，旌旗招展。五位亲王身着礼服，按序而立，神情庄重。礼部尚书抬头看了看日晷，吉时将至，他微微颔首，示意典礼开始。
鼓乐齐鸣，仪仗队整齐行进。就在司礼官准备宣读册封诏书时，礼部侍郎脸色突然煞白，踉跄着跑到尚书身侧，声音发颤：“大人……册文……册文……”
“册文怎么了？”尚书眉头一皱。
“忘、忘带了……”侍郎几乎要瘫倒在地。
原来，五王同日受册，需有五份不同的册封文书。可今日忙中出错，负责文书的官员竟将五份册文全数遗落在署衙中。此刻若派人去取，往返至少半个时辰，吉时必误，这不仅是失职之罪，更将成天下笑柄。
消息在百官中悄然传开，顿时一片低语哗然。五位亲王察觉到异样，面露疑惑。礼部尚书额上沁出冷汗，他环视四周，目光落在一位中年官员身上。
此人正是中书舍人王勮，绛州人士，以文思敏捷着称。此刻他正凝神望着典礼高台，似在思索什么。
“王舍人！”尚书疾步上前，“眼下情形，你可有良策？”
王勮沉吟片刻，眼中闪过一丝决断：“取纸笔来。”
“纸笔易得，可册文内容……”
“我心中有数。”王勮神色平静，“速唤五名文书小吏，各备笔墨。”
礼部尚书将信将疑，但事已至此，只能依言行事。很快，五名小吏被领到偏殿，各据一案，铺纸研墨，紧张地等待着。
王勮立于殿中，闭目片刻。百官的目光聚焦于此，殿内静得能听见墨条研磨的声音。
忽然，王勮睁眼，开口便道：“长史听记——维开元某年某月某日，皇帝若曰：咨尔某王，朕之弟也，少而敏慧，长而温良……”
他语速平稳，吐字清晰，第一篇册文如泉涌出。负责记录的小吏奋笔疾书，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第一篇刚毕，不待众人反应，王勮转向第二人，稍变句式，再起一篇：“皇帝若曰：咨尔某王，朕之侄也，禀质淳厚，操行端正……”
五位小吏，五管毛笔，随着王勮的口述同步挥洒。王勮在五人之间从容移步，目光扫过各人纸面，口中册文源源不绝，竟无一字重复，无一语失当。每篇册文不仅名讳、排行、封号各异，连褒奖之辞也根据各位亲王的品行特点有所区别。
偏殿外，百官翘首以待。礼部尚书来回踱步，不时望向殿内。时间一点点流逝，吉时所剩无几。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王勮声音戛然而止。五名小吏几乎同时搁笔，吹干墨迹，呈上文书。
礼部尚书急忙取来审阅，越看越是惊叹：五篇册文格式严谨，文辞华美，用典恰当，完全符合皇家仪制，甚至比预先准备的更加精当。
“快！呈送典礼！”尚书如释重负。
鼓乐再起时，司礼官手持新撰的册文，高声宣读。字字珠玑，声声入耳。五位亲王受册谢恩，典礼圆满完成，无人知晓方才那场惊心动魄的补救。
事后，同僚问王勮：“五王册文，各有规制，君何以顷刻成篇，且无一疏漏？”
王勮淡然一笑：“平日中书省文书往来，各类制式早已熟稔于心。五王之事，吾素有关注，其性情德行，略知一二。临事不过是将胸中所藏，按需取出罢了。”
此事传为美谈。王勮的机智固然令人称奇，但更令人深思的是他平日里的积累与用心。中书舍人掌管诏令、侍从、宣旨、接纳奏章等职，王勮任职以来，凡经手的文书制诰，必潜心研习；朝中百官宗亲，其品行事迹，也暗自留心。日积月累，方能在紧要关头，化机智为现实。
世间所谓机智，往往只是厚积薄发的水到渠成。那些看似临危受命的灵光一闪，实则藏着你平日看不见的千百次默默准备。
真正的从容，从来不是急中生智，而是早有智慧沉淀在胸，只待一个需要的时刻，便能倾囊而出，解危济困。
20、 温庭筠
会昌五年的长安城，秋风里带着铁锈味。武宗皇帝灭佛的诏书已下三月，两街诸寺的钟声次第沉寂。御史台的官员们像梳子一样筛过京城大小佛寺，登记造册，收缴金铜佛像——那些佛像要被熔铸成钱币，充实因讨伐藩镇而空虚的国库。
这日午后，温庭筠在平康坊的酒肆独酌。窗外秋雨淅沥，他面前的桌上摊着诗稿，墨迹被酒渍晕开，像一幅写意的山水。他已经醉了三分，却还在写——写那些正在消失的寺庙，写那些被搬走的佛像，写这个越来越坚硬的时代。
“飞卿兄！”门帘被猛地掀起，进来的是太学生杜牧。他浑身湿透，脸色却因激动而发红，“你听说了吗？‘苏扛佛’！”
温庭筠抬起醉眼：“什么佛？”
“不是佛，是人！”杜牧坐下，自己倒了碗酒，“监察御史苏某——名字就不提了——奉旨巡检废寺。见了尺把高的银佛，竟悄悄塞进袖中带走！一日巡下来，两边袖子沉甸甸的，走路都打晃。现在满长安都叫他‘苏扛佛’！”
温庭筠怔了怔，忽然放声大笑。笑声在空旷的酒肆里回荡，惊起了梁上的燕子。
“你笑什么？”杜牧不解，“这等贪墨之事……”
“我笑这世道。”温庭筠止住笑，眼中却有悲哀，“灭佛说是为了国库，底下人却中饱私囊。佛若有灵，该作何想？”
两人正说着，又有几个文士冒雨进来。都是常在这酒肆聚会的，见了温庭筠便围过来。其中一人道：“飞卿兄来得正好——方才我们还在说‘苏扛佛’这事，想找个对仗工整的下联，竟都想不出好的。飞卿兄素有急智，可能对个绝的？”
满座目光都投向温庭筠。他慢悠悠斟满酒，却不饮，只是看着杯中倒影。酒肆外雨声渐密，坊间传来搬运佛像的吆喝声，混杂着铁器碰撞的铿锵。
“苏扛佛……”他轻声重复，指尖在桌上划着无形的字。忽然，他抬眼笑了：“‘密陀僧’如何？”
众人愣了愣，随即爆发出更大的笑声。密陀僧是炼丹用的铅丹，色赤如血，又暗合“秘藏僧人”之意。工整，辛辣，一针见血——那苏御史袖中藏的岂止是银佛，更是见不得光的贪欲。
“妙！绝妙！”杜牧击掌，“苏扛佛，密陀僧。明面是御史查案，暗里是窃贼行径。飞卿兄这对子，可入《笑林》了！”
笑声中，温庭筠却渐渐敛了笑容。他望向窗外，雨幕里依稀可见远处大慈恩寺的塔尖。那里曾是他常去的地方，与僧人谈禅，在碑林下写诗。如今寺已封，僧已散，只剩空荡荡的殿堂。
“其实不该笑的。”他忽然说。
酒肆里安静下来。
“佛像是死物，贪官也是死物。”温庭筠的声音很轻，像在对自己说，“可笑的是我们——读了一肚子圣贤书，却只能在这酒肆里对对子、发牢骚。什么也改变不了。”
杜牧想说什么，却终究咽了回去。他想起自己刚写的《江南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如今北方的寺，连烟雨中的楼台都保不住了。
雨停时已是黄昏。众人散去，温庭筠却还坐着。酒肆主人点了灯，昏黄的光晕染开，墙上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一尊歪斜的佛像。
“温公子还不回？”主人问。
“再坐会儿。”温庭筠摸出几文钱放在桌上，“劳烦，再温壶酒。”
酒温好了，他却没喝，只是看着窗外渐渐亮起的万家灯火。坊门外传来马蹄声，是巡夜的武侯。更远处，依稀还有搬运重物的声音——那是最后一批铜佛要被运往铸钱监了。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太原见过的一次法会。那是个雪天，寺院里的青铜佛像被信徒们擦拭得锃亮，住持说：“佛不在金铜，在人心。”可如今，人心里的佛，怕也被“苏扛佛”们偷走了吧。
夜渐深，温庭筠终于起身。走到门口时，他回头问酒肆主人：“你说，百年后还有人记得这些寺吗？”
主人正在擦桌子，闻言直起腰想了想：“小老儿只记得，小时候跟祖母去寺里上香，能讨块糖吃。寺没了，糖也没了。”
很实在的回答。温庭筠笑了，推门走入夜色。
那晚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尊尺把高的银佛，被塞进某个官员的袖中。袖子里很黑，很闷，能听见外面的人声、马声、还有那个官员的心跳——贪婪而急促的心跳。他想喊，却发不出声音；想逃，却动弹不得。
惊醒时天已微亮。他坐在榻上，满头冷汗，忽然明白了“密陀僧”这三个字真正的意味——那不仅是嘲讽，更是悲哀。在一个人心可以明码标价、信仰可以称斤论两的时代，所有人都成了“密陀僧”，都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变质。
后来，“苏扛佛，密陀僧”这对子在长安城流传了很久。有人只当笑话听，有人听出了讽刺，只有极少数人听出了其中的悲凉。而温庭筠自己，再也没提过这对子。他继续写诗，继续喝酒，继续在越来越坚硬的时代里，保持一个文人最后的柔软。
多年后，宣宗即位，复佛寺。当年被熔的佛像重铸，却再也找不回原来的神韵。有老匠人说：“佛像是靠香火养的，断了香火，再铸也是死物。”
这话传到已流落襄阳的温庭筠耳中时，他正在江边独酌。秋风又起，他忽然想起会昌五年的那个雨天，想起酒肆里的笑声，想起自己说的“密陀僧”。他提起笔，在沙滩上写了三个字，又看着江水把它们抹去。
同行的年轻诗人问：“先生写的什么？”
“没什么。”温庭筠望着江心，“一些该被忘记的事。”
但他知道，有些事是忘不掉的。就像那些被熔化的佛像，虽然化了形，但总有些东西沉淀在铜汁里，在铸成的铜钱上，在流转的人世间，沉默地见证着一个时代的荒诞与苍凉。
真正的讽刺，从不止于引人发笑，更在于笑过之后，让人看见荒诞之下的真实。当信仰成为可以窃取的财物，当职责变成中饱私囊的掩护，所有的机智对仗都成了一面镜子——照出的不仅是某个人的贪婪，更是一个时代精神深处的空洞。而那些在暗处发光的良知，往往是最后的、最无力的抵抗。
21、柳公权
会昌二年的冬天，大明宫太液池结了厚厚的冰。武宗皇帝李炎的心情，也像这天气一样寒冷——为的是一个宫嫔。
那女子姓王，原是个歌舞伎，因善弹琵琶得宠。三日前，武宗让她在宴席上奏新谱的《破阵乐》，她却弹错了三个音。若在平时，一笑也就罢了，偏那日有回鹘使臣在座。武宗觉得失了颜面，当即摔了酒杯，命她“滚出去”。
这一滚，就是三天。王宫人被禁足在偏殿，无人敢替她求情。谁都知道，这位皇帝性子烈起来，连宰相都敢贬。
第四日午后，武宗在麟德殿批阅奏章，批着批着，忽然把笔一掷。“柳学士在否？”他问。
当值的正是翰林学士柳公权。这位以书法名满天下的老臣已年过六旬，须发皆白，但腰杆挺得笔直，像他写的楷书。
“臣在。”
“朕问你，”武宗指着殿外，“那王氏，该放，还是该罚？”
这问题来得突然。殿中侍立的宦官们都低下头——皇帝这几日为此事烦躁，已杖责了两个多嘴的宫人。柳公权若答“该放”，是违逆圣意；若答“该罚”，又显凉薄。
柳公权却面色平静。他抬眼看了看皇帝——这位以强硬手段灭佛、抑宦、削藩的君王，此刻眉头紧锁，眼中分明有犹豫。是啊，到底是喜欢过的女子，真重罚了，自己也不好受。
“陛下，”柳公权躬身，“可否召王宫人一见？”
武宗愣了愣，随即明白了什么。“宣。”他说。
王宫人被带进来时，脸色苍白，眼睛红肿。她跪在殿中，不敢抬头，身子微微发抖。才三天，人已瘦了一圈。
武宗看着她，心中那股无名火忽然消了一半，却又不愿轻易松口。他转头对柳公权说：“朕还是怪此人。但……”他顿了顿，“若得学士一篇诗文，能解朕意，朕便释然。”
这话说得巧妙。既给了台阶，又考校才思。早有宦官捧上数十幅蜀地产的浣花笺，纸色如玉，纹理如丝——这是顶好的纸，寻常舍不得用。
满殿目光都集中在柳公权身上。这位老臣书法冠绝当世，诗文却少为人知。何况要即席成篇，还要解得开皇帝的心结，谈何容易？
柳公权接过纸，却不急着铺展。他看了看跪着的王宫人，又看了看御座上的武宗，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的一件往事。
那时他还是个校书郎，因直言得罪权贵，被贬出京。离京那日，妻子送到灞桥，折柳相赠，说：“君心如铁，妾意如柳。铁会锈，柳年年青。”他当时不明白，多年后才懂——最深的感情，往往藏在最柔软的姿态里。
“笔来。”他说。
宦官研墨，柳公权选了一支中楷狼毫。他没有蹙眉苦思，甚至没有打腹稿，只是蘸饱了墨，在玉版笺上落笔。笔走得不快，但极稳，每个字都力透纸背：
“不分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
两句一出，武宗的坐姿微微前倾。这写的是王宫人——她已认识到过错，甘愿在冷寂中忏悔。但“长门”用典巧妙，那是汉武帝陈皇后被废后居所，后来司马相如写《长门赋》，竟使武帝回心转意。
笔继续走：
“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
后两句一转，既写眼前事，又暗含祈愿：今日蒙君王召见，盼能重回后宫，拭去泪痕，再续前缘。尤其是“拭泪痕”三字，温柔之极——拭的是她的泪，又何尝不是君王心中的芥蒂？
全诗二十八字，一笔呵成，文不加点。更妙的是，字是柳公权最擅长的楷书，端正而不失灵动，每一笔都带着温度。写完最后一笔，他搁笔躬身：“请陛下圣览。”
宦官将诗笺呈上。武宗接过来，看了很久。起初面无表情，渐渐地，嘴角泛起一丝笑意，最后竟轻声念了出来：“重入椒房拭泪痕……好，好一个‘拭泪痕’。”
他抬头，看向仍跪在地上的王宫人：“听见了吗？柳学士替你求情了。”
王宫人终于抬起头，泪如雨下，却不敢哭出声，只是重重叩首。
武宗心情大好：“赏！赐柳学士锦彩二百匹！”又对左右道，“送王氏回椒房殿，好好安置。”
一场风波，就这样消弭于二十八个字中。
事后，有同僚问柳公权：“柳公下笔如神，可是早有腹稿？”
柳公权正在整理皇帝赏的锦缎，闻言笑了笑：“哪有什么腹稿。不过是看明白了——陛下要的不是是非对错，是个台阶；王宫人要的不是开脱辩解，是份怜惜。诗文不过是搭桥的木板罢了。”
这话说得平淡，却道尽了为臣、为人的智慧。在宫廷这个最讲规矩也最不讲道理的地方，直来直去往往头破血流，而恰到好处的柔软，反而能化解最坚硬的矛盾。
那年除夕宫宴，王宫人重弹琵琶。这次她弹的是《春江花月夜》，技艺比从前更精进了。武宗听得很专注，听到妙处，还亲自斟了杯酒递给柳公权。
柳公权接过，一饮而尽。酒很烈，他却尝出了别样的滋味——那是文字之外的力量，是懂得人心之后的自如。
后来柳公权官至太子少师，教皇子们书法。他总说：“字要写端正，心却要活。楷书有楷书的法度，人生有人生的曲直。该直时直，该弯时弯，方能长久。”
有个顽皮的皇子问：“若遇强权，也要弯吗？”
柳公权提笔写了个“水”字：“你看水，遇山则绕，遇石则穿，遇崖则落。绕不是怯，穿不是莽，落不是灭。最终，水归大海。”
皇子若有所思。多年后他登基为帝，成了宣宗，还记得这节课。有次朝中为是否赦免一批获罪官员争论不休，他忽然想起柳公权那首诗，便说：“让他们写悔过书来，写得诚恳的，酌情商减。”
这成了后来的一项惯例——给犯错的人一个用文字自救的机会。而这一切，都始于会昌二年冬天，那首二十八字的小诗。
柳公权活到八十八岁，临终前还握着笔。儿子问他要写什么，他摇摇头：“不写了。该写的，都写过了。”他望向窗外，春雪正在融化，“记住，笔墨救不了世，但能救心。救一人心，也是功德。”
窗外，柳枝抽出新芽。又是一年春。
真正的智慧，往往体现在对人性幽微之处的洞察。最锋利的笔，不是用来刻画是非的边界，而是描绘理解的桥梁；最动人的文字，不在辞藻华丽，而在恰好接住了坠落的心。当刚硬的世界需要转圜时，柔软往往是最有力量的语言——因为它触碰的，是人类共通的悲欢。
22、权德舆
元和七年的长安，春光正好。宰相权德舆从政事堂出来，骑马回府。他年过六旬，却仍腰背挺直，骑在马上自有一股雍容气度。行至朱雀大街，迎面也来了一骑——是兵部侍郎李二十六。
两人在街心相遇，同时勒马。权德舆笑了，李二十六也笑了。他们同年进士，相识三十余载，私下常玩一种游戏：廋词问答。就是用隐语、谜语交谈，看谁解得妙，解得巧。旁人听了，往往一头雾水，他们却乐在其中。
“李兄这是往何处去？”权德舆先开口，说的却是廋词，“可是去‘调玉烛’？”
玉烛乃《尔雅》中“四时和谓之玉烛”，意指天下太平。李二十六在兵部，专司武选，权德舆这是在问：可是去考核武将，以保太平？
李二十六捋须而笑：“非也，是去‘理金瓯’。”
金瓯喻国家疆土完整。他答：不是考核武将，是去处理边防事务。
两人并辔缓行，继续这旁人听来云山雾罩的对话。
“近日‘东篱菊’开得可好？”权德舆问。陶渊明“采菊东篱下”，菊乃隐逸之象征。他这是在问：朝中那些清流隐士，近来动静如何？
李二十六摇头：“‘南山豆’稀矣。”陶渊明又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他答：清流被排挤，势力已弱。
“可惜了。”权德舆叹道，“‘渭水钓’恐要空忙。”姜子牙渭水垂钓遇文王，喻求遇明主。这是说：这些人怕要白费心机了。
李二十六却道：“未必。‘傅岩梦’犹在。”傅说版筑于傅岩，武丁梦得之而为相。他答：只要心存抱负，总有希望。
两人相视而笑。此时已行至开化坊，权德舆府第在望。正要道别，李二十六忽然问：“权相近日可还‘听松涛’？”
松涛暗喻讽谏之声。魏徵曾比喻谏言如“松下风”。这是在问：你还听得进逆耳忠言吗？
权德舆正色道：“日日‘对明镜’。”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明镜喻反省自律。他答：不敢或忘。
李二十六肃然拱手：“善。”策马而去。
权德舆望着老友背影，脸上笑意渐深。这番廋词问答，表面风雅，实则交流了重要信息：朝中清流失势，但志士未灰心；自己虽居相位，仍保持清醒。短短数语，尽在不言中。
回到府中，儿子权璩迎上来：“父亲今日下朝甚晚。”
“路上遇李侍郎，多聊了几句。”权德舆解下朝服，忽然问，“璩儿，你可知何为廋词？”
权璩想了想：“似是隐语谜题，文人游戏。”
“游戏不假，却不止是游戏。”权德舆在庭中石凳坐下，“你看这院中竹子——”
权璩顺着父亲手指看去，几丛翠竹在风中摇曳。
“我若说‘不可一日无此君’，你道何意？”
“这是王子猷爱竹之语，指竹。”
“若我说与李侍郎听，他便知我是在问：朝中那些正直之士，是否还受重视？”权德舆缓缓道，“因为竹中空有节，喻士人虚心有气节。这便是廋词——借物喻事，借古喻今。听得懂的人，自然懂；听不懂的，只当我们在说风月。”
权璩恍然大悟：“所以父亲与李侍郎马上对话，旁人莫知……”
“莫知其意，便莫抓把柄。”权德舆望向远方，“朝堂如战场，有时直言反义授人以柄。廋词如盾，既能传达心意，又能护己周全。”
他想起这些年的风风雨雨。永贞革新时，王叔文等人锐意改革，言语激烈，结果遭宦官反扑，贬死天涯。自己之所以能历经德、顺、宪三朝而屹立不倒，除了行事公允，懂得说话的艺术也是关键。
“但要记住，”他对儿子说，“廋词是器，不是道。道在诚，在心。若心术不正，再巧的廋词也是诡辩；若心存公义，廋词便是护道的甲胄。”
这话权璩记了一辈子。后来他官至中书舍人，身处权力中枢，亲见多少官员因言获罪。有次起草诏书，涉及一桩敏感案件，他在文中用了“楚人失弓”的典故——楚王失弓，楚人得之，何必苛求？暗示此事宜宽不宜严。宰相看了，会心一笑，果然从轻发落。
同僚佩服他措辞精妙，他说：“这不是我的本事，是家父教的——话说七分，留三分让人悟。悟对了，是默契；悟不对，也无罪。”
而权德舆与李二十六的廋词之交，也成了朝中佳话。有年轻官员想学，却总不得要领。李二十六有次酒后吐真言：“你们只学其形，未学其神。廋词之妙，在‘知人’二字。我知道权相为人，故听懂他话中深意。若换个人，说同样的话，我未必这么解。”
是啊，所有的默契，都建立在相知之上。就像那日马上对话，权德舆问“东篱菊”，李二十六立刻明白他在关心清流命运——因为他们都经历过那个清流鼎盛又骤衰的时代，都懂得那份忧虑。
元和八年，李二十六外放刺史，离京那日，权德舆送到灞桥。两人折柳赠别，说的还是廋词。
“此去‘种河阳花’，当满县皆春。”权德舆说。潘岳任河阳令，县中遍种桃花，传为美谈。这是祝愿老友政绩斐然。
李二十六笑答：“但愿不‘栽彭泽柳’。”陶渊明任彭泽令八十日即去职，自叹“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他笑言：希望不会像陶渊明那样早早辞官。
两人大笑，笑中有泪。这一别，关山万里，再难有马上廋词问答的时光了。
三年后，李二十六卒于任上。消息传到长安，权德舆正在主持春闱。他愣了愣，挥挥手让报信人退下，继续阅卷。直到深夜回府，独坐书房，才取出李二十六昔日的信札。
信中有一首廋词诗，写的是竹：“虚心的的节，抱寒青青色。待到雪化时，为君解箨衣。”——虚心守节，耐住严寒，待冰雪融化时，为你脱下笋壳，共迎新春。
权德舆看着看着，老泪纵横。原来老友早知自己体弱，这是在鼓励：坚持下去，春天会来。
他提笔在诗后注了一句：“此君已逝，谁复知音？”
后来权德舆编自己的文集，特意把与李二十六的廋词酬答编为一卷，题为《默言集》。序中写道：“言有显隐，道无二致。显言易知，隐言难会。难会非故弄玄虚，乃世道使然。后之览者，若逢不可直言之时，或可效此。”
他去世后，权璩整理遗物，发现父亲晚年常把玩一枚玉环。玉环内侧刻着极小的字，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是一圈廋词：“圆如月，润如脂，中有孔，通天地。”——圆润如玉，虚怀若谷，方能贯通天地至理。
这或许是对权德舆一生最好的注解：在必须沉默的时代，他找到了说话的方式；在不能直言的朝堂，他保持了沟通的智慧。而那枚玉环，至今还保存在权氏后人手中，沉默地诉说着一个关于语言、关于理解、关于在夹缝中保持精神自由的故事。
当直言可能招祸时，智慧便为语言披上了隐喻的外衣。真正的默契，不在言语的表层，而在心照不宣的深处。廋词之所以成为艺术，是因为它证明了：即使在最逼仄的空间里，人类沟通的欲望与智慧依然能找到出路——那些隐藏在风雅游戏后的真知，往往比响亮的口号更持久，更深刻。
23、东方朔
汉武帝有个特别的爱好——猜谜。他总觉得，能在谜语中看透事物本质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这一日，上林苑新贡的枣子送到了未央宫。汉武帝看着满盘红润的枣子，忽然心血来潮，对身旁的侍从说：“去把东方朔叫来，别说是朕找他。”
侍从正要领命而去，武帝又补了一句：“且慢。”他站起身，手持御杖，走到殿前的栏杆边，用杖头“咚咚”敲了两下木槛，口中念念有词：“叱叱，先生束束。”
侍从一头雾水，却不敢多问，只好将武帝这古怪的举动原样转达给东方朔。
此时东方朔正在官舍中读书，听了侍从的转述，略一思索，竟抚掌大笑：“明白了！陛下这是出了个谜题。我这就去。”
到了殿前，东方朔向武帝行礼，开口便问：“可是上林苑进献的枣子到了？共四十九枚？”
武帝眼中闪过惊讶之色：“爱卿如何得知？”
东方朔笑着解释：“陛下以杖击槛，两木相合为‘林’字，指的是上林苑。‘束束’叠起正是‘枣’字。至于‘叱叱’——”他顿了顿，“‘叱’字拆开，是‘七’和‘七’，七七四十九。陛下是在告诉臣，上林苑献枣四十九枚。”
武帝抚掌大笑：“妙！妙！果然难不倒你。”
自此，武帝更爱用谜题考验东方朔，时常在宴饮时让他猜物，名曰“射覆”。这日酒宴上，武帝身边有个叫郭舍人的宠臣，素来不服东方朔的才名，便起身奏道：“陛下，臣愿与东方朔一较高下。臣出谜题，若他能猜中，臣甘愿受杖百下；若他猜不中，请陛下赐臣帛匹。”
武帝来了兴致：“准。”
郭舍人清了清嗓子，朗声道：“客来东方，歌讴且行。不从门入，逾我垣墙。游戏中庭，上入殿堂。击之拍拍，死者攘攘。格斗而死，主人被创——此是何物？”
席间群臣窃窃私语，这谜面生动却难解。只见东方朔不慌不忙，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缓缓道：“这东西长嘴细身，白天躲藏夜晚出行，嗜好吸血却怕烟熏，常被人拍打——臣虽愚钝，也知道此物名唤‘蚊虫’。”
郭舍人脸色一变。东方朔继续道：“至于‘主人被创’，不正是被叮咬后起包发痒么？”
满座哗然，细想之下，句句贴合。武帝笑得前仰后合：“郭舍人，你还有何话说？”
郭舍人面红耳赤，只得认输。东方朔却摆摆手：“同僚戏谑，岂能当真？杖责就免了，不过——”他眨眨眼，“你方才说的‘脱褌’之约，倒可博陛下一笑。”
原来“褌”是当时的一种裤子，郭舍人谜语中最后一句本是说若自己输了就当众脱裤，本是玩笑之言，不想东方朔记得真切。郭舍人尴尬不已，武帝却大度地挥挥手：“罢了罢了，都是玩笑。来人，赐东方朔帛十匹，郭舍人也赐帛五匹——罚你下次出题要更精巧些。”
这段轶事传入北魏时，孝文帝元宏在宴会上听闻，也起了兴致。他举杯对群臣说：“朕也有个谜——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
席间一位叫李彪的大臣沉思片刻，答道：“可是‘习（习）’字？”
孝文帝大喜：“正是！三横三竖为‘羽’，两纵两横为‘白’，合为‘习’字。李爱卿果然博学！”当即赐下金钟。
这故事后来传到民间，说书人总爱把东方朔、李彪这些善猜谜的智者放在一起讲。有人说东方朔的智慧在于能见微知着，从敲槛声听出数字，从谜面中看穿本质。但更懂他的人明白，他的智慧从来不在炫技——当郭舍人难堪时，他以玩笑化解；当武帝沉迷谜戏时，他又总能在猜谜中暗藏劝谏。
真正的智者，从不是为显摆聪明而解谜，而是在纷繁世相中，一眼看穿事物本质，却又在最恰当的时机，懂得给真相披上一层让人会心一笑的外衣。这其中的分寸，比猜中任何谜底都更需要智慧。
24、班蒙
唐宣宗大中华间，淮南道扬州城里来了位大人物——宰相令狐绹出镇淮海，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这一日秋高气爽，令狐绹带着幕府中的僚属们游赏当地名胜大明寺。
众人行至寺院西廊，忽见粉壁之上题着一首长诗，墨迹已有些斑驳，看来年代久远。诗曰：
“一人堂堂，二曜同光，
泉深尺一，点去冰旁，
二人相连，不欠一边，
三梁四柱烈火然，
除却双勾两日全。”
令狐绹驻足细观，随行的支使、判官、巡官等十余位幕僚也纷纷围拢过来。这些平日里处理公文、草拟奏章都是一把好手的人物，此刻却对着这八句诗面面相觑。
“此乃字谜。”令狐绹捋须沉吟，“只是这般构谜之法，着实精妙。”
一位巡官上前道：“‘一人堂堂’，或是个‘大’字？”
旁边判官摇头：“那‘二曜同光’何解？曜者日月也，日月同光——难道是‘明’字？”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解到第三句“泉深尺一”便卡住了。尺一是何意？是十一寸？还是另有玄机？廊下一时间安静下来，只闻秋风穿廊而过，带着远处佛殿隐约的梵呗声。
就在这时，支使班蒙从人群后缓步上前。此人平日不苟言笑，但心思缜密，素有机智。他在壁前站定，目光如涓涓细流般从诗句上一行行淌过。
约莫半炷香工夫，班蒙忽然抚掌，声音清朗：
“一人堂堂——‘一人’合为‘大’字，堂堂者，正大光明之象。”
“二曜同光——日月为二曜，合为‘明’字。”
“泉深尺一——尺一者，十一寸也；十一寸可解为‘十’与‘一’、‘寸’，合而为‘寺’。”
“点去冰旁——‘冰’字去其偏旁，余‘水’。”
“二人相连——两‘人’字相连为‘天’。”
“不欠一边——‘不’字欠一边，乃是‘下’字。”
“三梁四柱烈火燃——此乃‘无’（无）字，三横为梁，四竖为柱，下四点正是烈火熊熊。”
“除却双勾两日全——‘两’（两）字除去双勾，再将两个‘日’字合而为一，正是‘比’字。”
班蒙转身面向众人，一字一顿：“连起来读，乃是：大明寺水，天下无比。”
话音刚落，廊中先是一静，继而哗然。
“妙啊！”令狐绹拊掌大笑，“原来这墙上题的，竟是大明寺的一则广告！”
一位老判官感慨：“当年曹娥碑上‘黄绢幼妇’之谜，杨修、曹操尚需三十里路方能参透。今日班支使立地而解，才思不遑多让！”
众人再看那斑驳题壁，只觉得寻常诗句忽然字字珠玑，方才的困惑尽化作叹服。有年轻幕僚低声嘀咕：“这般隐晦，题诗人是何用意？”
令狐绹命人寻来寺中老僧询问。老僧合十回忆：“约是二十年前，有位游方居士独至本寺，饮了寺后泉水，连赞甘美，遂题诗壁上，含笑而去，未留姓名。”
班蒙却道：“此题诗者，恐怕不是寻常居士。寻常人题赞，或直书‘泉水甘美’，或作诗咏叹。此人偏用连环字谜，且八句诗层层递进，谜底八字浑然天成——这不仅是夸泉水，更是与后来解谜者的一场隔空对弈。”
他走到廊边，望向寺中古井：“更妙的是，这谜题悬壁二十载，等待的并非特定之人，而是任何能参透其中机巧的知音。今日我等解谜，不啻与二十年前的题诗人完成了一场跨越时光的对话。”
令狐绹闻言颔首，若有所思。他吩咐寺僧：“从此这面诗壁要好生保护。另立一碑，将谜题与谜底并刻其上，让后来游人都能领略这番妙趣。”
回府路上，夕阳西斜。有同僚问班蒙：“当时众人皆惑，君何以独能破解？”
班蒙微笑：“其实诸位已解得大半。‘一人’‘二曜’，诸君不是都猜出了‘大’‘明’二字么？我所做不过是将诸君的灵光片羽连缀成串。解谜如观山，众人各见一峰一壑，若能将这些片段拼合，全貌自然显现。”
他顿了顿，又道：“再者，我们身在何处？大明寺中。题诗人既在此处题壁，谜底多半与寺相关。有了这般揣度，再看‘尺一’为‘寺’，‘点去冰旁’为‘水’，便顺理成章了。”
众人这才恍然——原来最关键的线索，恰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眼前之境。
世间许多难题的答案，往往就藏在问题所在之处。我们习惯远求深思，却忘了近观细察；习惯苦思冥想，却忽略最朴素的线索。
真正的智慧，有时不是破解多么复杂的谜题，而是在寻常处看见不寻常，在众人驻足时多走一步、多想一层。
就像那大明寺水，千百年来静静流淌，等待的不过是一个懂得品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