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曼谷的橄榄枝与伦敦、巴黎的疑虑
四月的曼谷,闷热而潮湿,湄南河上船只如织,混合着香料、河水与珍贵柚木的气息。在新落成的意大利王国公使馆内,首任特命全权公使萨尔瓦托雷·佩莱格里尼站在宽阔的阳台上,用一方丝质手帕轻轻擦拭着额角的细汗,锐利的目光扫视着这座充满异域风情的都城。他的正式到任,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在曼谷有限的欧洲外交圈里激起了层层涟漪。
佩莱格里尼牢记着罗马的指示:“建交与正常经贸”。他的任务清晰而务实——不与英法争锋,只为意大利在远东撬开一扇贸易的窗口。与暹罗国王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大帝)及其以精明务实着称的外交大臣的会谈是友好而富有成效的。意大利对暹罗丰富的柚木、雪白的大米和颇具潜力的锡矿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暹罗宫廷则对意大利的纺织机械、有限的制式军火(在严格管控下)以及新兴的化工产品颇感兴趣。几轮磋商下来,一份包含最惠国待遇、关税互惠及具体商品采购清单的贸易协定草案已悄然成型。
然而,佩莱格里尼深知,真正的考验并非在曼谷的王宫内,而是在伦敦的唐宁街和巴黎的凯道塞。他严格遵循外交训令,在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同一时间,便通过正式外交照会和非正式沙龙谈话,分别向英国和法国驻暹罗的代表进行了细致的“知会”与“解释”。他反复、耐心地强调,意大利的一切行动仅出于纯粹的商业动机,旨在促进两国双边贸易,繁荣经济,绝无任何隐藏的政治意图或军事野心,更无意挑战英法两国在暹罗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根深蒂固的传统优势和特殊利益。
起初,英法两国的反应充满了殖民老牌强国的固有警惕与怀疑。英国公使私下里抱怨“又一个欧洲穷亲戚想来餐桌旁分一杯羹”,言语间充满不屑;法国代表则对意大利人突然对东南亚表现出兴趣深感不安,担心这会打乱法兰西在印度支那半岛精心布局的扩张节奏。
转机来自于更高层级的外交运作。在罗马,外交大臣贾科莫·科隆纳伯爵亲自在他的书房里约见了法国驻意大利大使。他巧妙地利用了不久前秘密签署的《意法地中海谅解备忘录》所营造出的那层“特殊友好”氛围,以一种推心置腹的姿态向法方解释道:意大利在暹罗的温和商业活动,实质上将有助于增强欧洲列强在该地区的整体经济存在,从而微妙地平衡大英帝国过于庞大的影响力。并且,意大利愿意在暹罗事务上,与法国这位“盟友”保持密切的沟通与协调。这番既符合现实利益又暗含秘密协定精神的说辞,有效地安抚了巴黎的神经。法国政府很快向其驻曼谷的代表下达了新的指示:对意大利的经贸渗透,采取“默许但不公开支持”的务实态度。
相比之下,伦敦的阻力稍大,但时机站在了意大利一边。此时,英国政府的主要精力正被埃及日益升级的紧张局势所牢牢牵制,实在无暇在遥远的东方为了一个次要的竞争对手而大动干戈。在收到意大利方面接二连三、措辞谦卑的“无害”保证,并冷静评估了意大利行动的有限规模后,英国外交部最终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保持密切关注,但避免过度反应”。
于是,在英法两大巨头心照不宣的默许(或至少是容忍)之下,《意暹友好通商条约》在四月底于曼谷王宫举行了隆重的签署仪式。佩莱格里尼公使与暹罗外交大臣在庄严的仪式上交换了文本,香槟杯清脆的碰撞声标志着意大利和平渗透远东战略的首战告捷。很快,悬挂着意大利商旗的货轮开始规划前往曼谷的航线,满载着都灵的机械和米兰的纺织品;而暹罗优质的柚木与雪白稻米,也将为意大利的建设和国内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第二节:北越的密谈与煤炭的诱惑
几乎就在佩莱格里尼于曼谷的外交舞台上取得成功的同时,在越南北部毗邻下龙湾的广宁省(当时仍属阮朝统治,但控制力已显松弛),一场更加隐秘、不带任何官方色彩的行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由科斯塔集团资深经理人乔瓦尼·巴里利率领的一支精干“远东商业考察队”,历经数周海上颠簸和陆路跋涉,终于通过中间人,与阮朝派驻在广宁的地方官员以及几位在当地盘根错节、颇具影响力的乡绅搭上了线。会谈地点设在一处远离城镇、隐蔽性极好的私人庄园内。
巴里利是个纯粹的商人,他的目标明确而直接。他避开了法国势力盘根错节的南圻(交趾支那),精准地选择了法国影响力相对薄弱、而阮朝中央政权控制力也如强弩之末的越南北部。他带来的不是空洞的政治许诺,而是沉甸甸的金币、银元和一份极具诱惑力的商业计划书。他向面露犹疑的越南官员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如果科斯塔集团能够获得下龙湾区域的煤矿勘探与开采权,他们将投入巨资修建连接矿区和港口的道路、扩建码头设施,大规模雇佣当地劳工并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薪酬,同时,还会向地方官府和参与的乡绅支付一笔非常可观的特许权费用以及未来的利润分成。
更为关键的是,巴里利团队中两名伪装成随行助手的地质专家,利用有限的野外勘察机会和从当地矿工、渔民口中套取的信息,相互印证后,几乎可以断定下龙湾周边地层下蕴藏着丰富且品质上乘的无烟煤。这一发现让巴里利信心倍增,谈判的底气也更足了。
而从越南方面来看,面对法国殖民者从南圻步步紧逼、咄咄逼人的态势,顺化朝廷内部对于如何应对危局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与焦虑。引入一个与法国关系微妙、甚至存在潜在竞争(尽管他们不完全清楚《意法密约》的存在)的欧洲势力,以此来制衡法兰西日益膨胀的野心,成为一部分官员私下考虑的策略。尽管意大利同样是欧洲国家,但其在远东的力量投射能力远逊于法国,且此次主动示好并带着真金白银,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可以加以利用的“平衡砝码”,而非直接的掠夺者。
在广宁本地,官员和乡绅们则更看重科斯塔集团承诺的即时经济利益,以及借此机会或许能摆脱顺化朝廷过于严苛的税收盘剥,增强自身实力的可能性。经过数轮在密室、茶楼中进行的、气氛时而紧张时而缓和的谈判,巴里利成功地利用了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心理。
他没有提出任何涉及主权或领土的过分要求,始终将焦点牢牢锁定在“商业开发权”上。四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在摇曳的油灯下,一份用中文和意大利文双语书写的《广宁地区煤矿勘探与优先开采权秘密协定》终于达成。代表科斯塔集团签字的是乔瓦尼·巴里利,而越南方则由广宁省的几位实权官员和代表性乡绅联合画押(此举巧妙地暂时绕开了需要顺化朝廷正式批准的繁琐流程,也埋下了未来争议的伏笔)。协定授予科斯塔集团在下龙湾指定区域内进行为期两年的独家、详细勘探的权利,并郑重承诺,一旦勘探结果证实具备商业开采价值,科斯塔集团将自动获得为期三十年的独家开采特许权,届时需按约定支付矿区租金和一定比例的利润分成。
当这份密约通过科斯塔集团绝密的商业电报线路传回罗马总部,同时抄送军情局时,亚历山德罗暗自松了一口气,这枚至关重要的“暗桩”终于在被法国人主要视线忽略的角落,悄无声息地钉入了未来印度支那的富饶之地。阿尔贝托·里奇局长随即下达指令,要求潜伏在越南的情报人员加强对法国殖民当局动向的监视,并务必保障巴里利团队及其初步成果的安全,同时开始着手规划,如何将这一纸文书,在未来转化为滚滚而来的、由意大利控制的优质煤炭。帝国的触角,在巴黎的注意力尚且集中在南部之时,已然如同坚韧的藤蔓悄然缠绕上了北越富含能源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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