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在图书馆见到冉秋叶，是个飘着细雨的午后。

    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指尖捏着本卷边的《契科夫短篇小说集》，站在文学区的书架前，侧脸被窗外的天光染得有些透亮。

    看见我时，她眼睛亮了亮，习惯性地想抬手打招呼，我却先一步别开了目光，假装蹲下身去翻找底层的工具书。

    空气里有片刻的凝滞，我能感觉到她的视线落在我背上，带着困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

    我攥着书脊的手指泛了白，心里像压着块烧红的铁——再往前一步，就会越过那条看不见的线。

    她是老师，我是轧钢厂的工人，身份、处境，甚至未来可能面对的风浪，都像一道鸿沟横在中间。

    更重要的是，我隐约察觉到她看向我的眼神里，藏着比同事更复杂的东西，那东西太烫，在这年月里，足以把两个人都烧得面目全非。

    从那天起，我把去图书馆的频率从每周三次减到了每月一次，后来干脆借着工作忙的由头，彻底不去了。

    有时路过图书馆门口，看见里面透出的暖黄灯光，心里会掠过一丝怅然，但更多的是松了口气。

    我知道，这是对的，有些危险，从一开始就要掐灭在苗头里。

    时间像厂子里的轧钢机，轰隆隆地往前碾，转眼就是两年。

    凭借着自学的俄文和一股子钻技术的韧劲，我成了轧钢厂里少有的技术顾问——这个职位是杨厂长特批的，工资到手时，我算了算，居然快赶上七级钳工时的易中海了。

    我的工作不算繁重，却很关键。

    一是翻译俄文的技术材料，那些满是专业术语的图纸和说明书，厂里没几个人能看懂，我翻出来的东西，得让老师傅们一看就明白；二是处理生产线上的技术小问题，有时候机器卡壳，老师傅们围着转半天找不到症结，我去看一眼，再对照着俄文资料琢磨琢磨，往往能指出问题所在。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三号轧机的传动齿轮出了故障，几个老技工拆了装、装了拆，折腾了两天都没弄好，生产线停一天，厂里就少赚不少钱。

    杨厂长急得直跺脚，让人把我叫了过去。

    我蹲在机器旁，拿着手电筒照了半天，又翻出俄文的设备手册，指着其中一段跟老技工说：“可能是齿轮咬合的间隙不对，手册上写着，这种型号的齿轮，间隙得留零点三毫米。”

    老技工将信将疑地量了量，果然差了零点一毫米。

    调整之后，机器一启动，轰隆隆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跟往常一样有力。

    从那以后，厂里再没人质疑我的才能，连之前总对我摆架子的老技工，见了面也会主动递根烟。

    日子本该就这么安稳下去，可该来的总会来。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空气里渐渐弥漫起一股不一样的味道，先是街头巷尾贴满了大字报，接着是厂里的批斗会一场接一场。

    我心里隐隐发慌，知道那个特殊的年代，终究还是来了。

    最先受影响的是我妹妹何雨水。

    她学习好，原本已经报了高考，满心指望能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大院，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可政策一变，高考停了，她攥着报名表坐在家里哭了好几晚，眼睛肿得像核桃。

    我看着心疼，却没什么好安慰的，只能跟她说：“别哭了，哥给你找条出路。”

    我给她找了两条路：一是进我们轧钢厂，虽然累点，但工资高，我还能照看着；二是去纺织厂，活儿相对轻松，女工多，环境也单纯些。

    何雨水坐在桌边，手指绞着衣角想了一下午，最后抬起头跟我说：“哥，我去纺织厂吧，我不想跟你在一个厂，总觉得会被人说闲话。”

    我没劝她，点了点头，第二天就托人帮她办了手续。

    送她去纺织厂报到那天，她背着我给她买的新布包，站在厂门口跟我挥手，脸上带着点对未来的忐忑，却也少了之前的沮丧。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心里松了口气，至少，她有个安稳的去处了。

    倒是何雨水从前的小跟班于海棠，走了条跟她完全不同的路。

    不知道托了什么关系，于海棠居然进了我们轧钢厂，还被分到了播音室，成了厂里的文艺小女神。

    每天午休时，她的声音透过广播传遍整个厂区，清亮又甜润，不少年轻工人都围着广播喇叭听，眼神里满是爱慕。

    我在厂里偶尔会碰到于海棠，她总是穿着一身洗得笔挺的工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见了我，会停下脚步，笑着跟我打招呼：“何顾问，忙呢？”

    她的笑容很甜，可我总觉得那笑容背后藏着点别的东西——她看我的眼神，常常会出神，有时候我在车间里检查设备，回头就能看见她站在不远处，手里拿着个笔记本，却半天没写一个字，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于海棠喜欢我。

    早几年在大院里，她就常跟在何雨水身后，一口一个“雨水姐”，眼睛却总往我屋里瞟。

    那时候她就跟何雨水说过，羡慕她有我这么个哥哥，能给她买新书、带她去吃冰棍。

    后来长大了些，她甚至跟院里的人旁敲侧击过，说要是能嫁给我这样的人，日子肯定过得舒心。

    为了能跟我走近些，她还曾经劝过她姐姐于莉嫁给阎解成——阎解成是我大院里的邻居，跟我也算熟络，她觉得要是于莉嫁了阎解成，她跟我就能多些来往。

    可后来的事谁也没料到，我没娶于莉，反而娶了许大茂的妹妹许招娣。

    于海棠得知消息那天，在大院里的槐树下坐了一下午，眼睛红红的。

    再后来，她就进了轧钢厂。

    我知道她为什么选这里——纺织厂女工多，环境舒服，可轧钢厂工资高海棠家条件不好，她下面还有两个弟弟要养，对她来说，工资高比什么都重要。

    而且在轧钢厂，她长得漂亮，声音又好，身边围着不少追捧她的男工人。

    有时候我能看见她背着的绿色军包里，会莫名其妙多出来些水果糖、饼干之类的零食，不用问也知道，是那些男工人送的。

    她对我好，我心里清楚，可我不能回应。

    冉秋叶的事还在我心里留着阴影，我不敢再轻易触碰感情，更何况，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来灭顶之灾。

    所以每次她跟我打招呼，我都只是点点头，客气地应付过去，从不多说一句话。

    这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里翻译一份俄文的轧钢机维护手册，门突然被推开了，进来的是李副厂长。

    他穿着一身灰色的中山装，脸上没什么表情，走到我桌前，把一个信封放在我面前：“小何，有个事交给你办。”

    我停下笔，抬头看着他：“李厂长，您说。”

    “下属的红星农机厂，昨天收购了一头大肥猪，准备给厂里的工人改善伙食，可他们家的厨子闹脾气，不干了。”

    李副厂长顿了顿，语气平淡地说。

    “农机厂的领导没办法，托到我这来了，想让你去帮忙掌掌勺，把这猪给处理了。他们说了，不会让你白忙，回头给你一条猪前腿当回礼。”

    我心里“咯噔”一下。

    红星农机厂在郊外的庄子上，离市区远得很，而且我已经升了职，算是领导干部一级了，就算我，厨艺再好，也不至于跑去给下属单位做菜。

    李副厂长突然让我去做这事，哪是真的让我帮忙？

    我跟杨厂长走得近，上次升技术顾问，也是杨厂长力排众议提拔的我。

    李副厂长跟杨厂长向来不对付，明里暗里都在较劲，他让我去农机厂，说白了，就是一次试探，也是一次敲打——看看我是不是只听杨厂长的，还听不听他这个副厂长的话。

    要是我敢拒绝，往后在厂里，他肯定会给我穿小鞋；要是我去了，就等于给他递了个台阶，告诉他我不会跟杨厂长绑死。

    而且那条猪前腿，在这缺肉的年月里，可是个稀罕物。

    他把这话摆出来，就是看我会不会为了这点好处，乖乖听话。

    我心里转得飞快，脸上却没露出半点异样，立刻站起身，拿起桌上的信封：“没问题，李厂长，我这就去。”

    李副厂长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满意，点了点头：“行，那你抓紧时间，农机厂那边还等着呢。”

    他走后，我拿着信封坐在椅子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

    信封里是农机厂的地址，还有一张写着联系人姓名的纸条。我知道，这一去，不光是要处理那头猪，更是要在李副厂长面前表个态。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想要安稳活下去，光有技术还不够，还得学会在这些暗流里周旋。

    我收拾了一下桌上的东西，把俄文手册放进抽屉里锁好，又从柜子里拿了件外套——郊外比市区冷，得多穿点。

    走到门口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的窗户，外面的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

    我深吸了口气，推开门走了出去，朝着郊外的红星农机厂方向，迈开了脚步。

    暮色像一块浸了墨的粗布，沉沉压在红星农机厂的铁皮屋顶上。

    我刚从吱呀作响的公交车上下来，鞋跟碾过路边冻硬的泥块，便听见厂区里传来一阵沸反盈天的嘈杂——不是机器轰鸣，是人的喊声、奔跑的脚步声，还有金属工具碰撞的脆响，裹着寒风往耳朵里灌。

    我站在锈迹斑斑的铁门外，眯眼往里头瞧。

    昏黄的路灯下，穿着蓝色工装的职工们像没头的苍蝇似的四处乱窜，有人举着木棍，有人攥着麻绳，还有个女工手里居然还拎着个空菜篮子，嘴里念叨着“可别跑远了”。

    看门的张大爷正靠在门房的暖气片上抽烟，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见我探头，才猛吸了口烟把烟蒂摁灭：“你是来帮忙的吧？嗨，别提了，厂里那宝贝猪跑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

    早听说红星农机厂这半年日子紧巴，食堂顿顿都是白菜萝卜，好不容易托人从乡下买来一头三百多斤的大肥猪，就等着冬至这天杀了给全厂职工改善伙食。

    这猪可不是普通的牲口，是能让饿了大半年的工人们眼睛发亮的“宝贝疙瘩”，如今跑了，难怪全厂都动了起来。

    我来不就是为了收拾这头猪的么。

    “张大爷，我是轧钢厂派来的，姓何，专门来帮厂里处理这头猪。”

    我掏出工作证递过去，张大爷眯着眼看了半天，又把证还给我，转身就往厂区里跑，嘴里喊着：“刘厂长！何师傅来了！”

    没等我把围巾裹紧，就看见一群人朝着门口快步走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只是额角的汗珠和急促的呼吸暴露了他的焦急——正是农机厂的刘厂长。

    他一把握住我的手，掌心粗糙得像砂纸，力道大得能捏碎骨头：“何师傅，可把你盼来了！这猪要是找不回来，我这厂长都没脸见人了！”

    他身后跟着的几个主任干事也连连点头，脸上满是期盼。

    我刚跟着他们跨进厂区，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欢呼：“抓到了！抓到了！”

    一群职工围着猪圈，七手八脚地把一头黑黢黢的大肥猪往圈里赶。

    那猪浑身是泥，鬃毛倒竖，嘴里发出凄厉的哼叫，每走一步都踉跄着，像是受了伤。

    我快步走过去，蹲下身仔细看了看。

    猪的嘴巴微微张着，嘴角沾着血丝，凑近了能看见口腔里一片血肉模糊——它的舌头被人齐根割掉了。

    “原来是这样。”

    我站起身，声音平静。

    “有人把猪舌头割了，它疼得受不了，才挣断栏杆跑了。”

    刘厂长的脸“唰”地一下就红了，怒气冲冲地往地上啐了一口：“这是谁干的缺德事！全厂等着这猪救命呢，他居然敢这么折腾！”

    周围的职工也炸开了锅，有人骂骂咧咧，有人小声猜测是谁干的，空气里顿时弥漫着一股火药味。

    “刘厂长，算了。”

    我伸手拦了拦。

    “都是穷苦人，大概是实在馋肉了，才动了歪心思。这猪没了舌头，照样能活，再说咱们本来就是要杀它的，不影响。”

    刘厂长愣了愣，眉头渐渐舒展开，叹了口气：“你说得对，都是厂里的老熟人，真要揪出来较真，反而伤了和气。现在这年月，谁不难呢？”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里满是感激。

    “还是何师傅明事理。现在关键是把这猪处理好，让大家能吃顿饱饭。”

    我微微一笑，没再多说。

    谁也不知道，我从小跟着父亲何大清，后来和田国富师父学厨，到如今已经整整十年不止，别说是一头猪，就是一只鸡、一条鱼，我都能做出花来。

    眼下这头大肥猪，在别人眼里是救命的肉，在我手里，却是能让全厂人记一辈子的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