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在长安立足未稳，但“唐王”旗号竖起、控制西京的消息，如同投入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向四方扩散。关中西北方向的榆林、灵武、平凉、安定诸郡的太守、镇将，本就是关陇体系一员，或是见风使舵的墙头草，见李渊大势已成，连帝都都已易主，哪里还敢迟疑？使者们携带降表、贡物，日夜兼程，几乎是前后脚地抵达长安，向李渊表示归顺，请求“王命”。

    这些郡县地处边陲，民风彪悍，且直接面对突厥及梁师都等割据势力的威胁。它们的归附，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李渊在关中的统治，更稳定了西北边疆，解除了一个方向上的后顾之忧，使得李渊可以更从容地应对来自东方（李密、王世充）和北方（刘武周）的挑战。

    李渊对来使一律温言抚慰，承认其原有官职，令其各守本土，保境安民，输送赋税粮草，同时派出慰抚使，前往这些郡县宣示新政，考察吏治，安插亲信，逐步加强控制。

    归附的喜悦尚未沉淀，李渊便以“义宁皇帝”的名义，颁布了一道更为关键的诏书。这道诏书，几乎将皇帝的权力彻底架空，全部转移到了丞相府，即李渊本人手中。

    诏书明确规定：“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意思是，一切军事、政务，无论事情大小；所有文武官员的任命，无论职位高低；所有法令规章的制定、奖赏惩罚的执行，全部归丞相府（李渊）管辖决定。皇帝只剩下“郊祀天地，四时禘袷奏闻”的权力，即只有在祭祀天地祖宗这种礼仪性活动时，才需要向皇帝报告一下。

    这无异于一份公开的“权力转让协议”。小皇帝杨侑彻底成了盖章的工具，而李渊的丞相府，已然成为一个具有完整决策、行政、军事、司法功能的“影子朝廷”。李渊的权势，至此达到了一个臣子所能达到的极致，离那最后一步，只剩下时间问题和一道合适的程序。

    权力框架既已划定，接下来便是搭建班子。李渊雷厉风行，迅速设置丞相府官属，构建起自己的执政核心。

    长史，总领府事，掌机密，为幕僚之长。此等要职，李渊毫不犹豫地交给了从太原起兵便追随左右、深得信任且善于协调关系的裴寂。

    司马，掌军事，参赞军机。此职由兼具谋略与胆识、且是起兵主要策划者之一的刘文静担任。

    司录参军，掌考察、监察、礼仪。李渊任命了前隋考功郎中、出身关陇名门窦氏的窦威。窦威是隋朝太傅窦炽之子，精通典章制度，熟悉朝廷礼仪，且性格严谨，由他负责定礼仪、纠察非违，既能彰显新政权对“礼制”的重视，也能借助其家族声望安抚旧官僚体系。

    此外，原瓦岗李密麾下、后投李渊的何潘仁，举荐了名士李纲。李纲曾在隋朝任太子洗马，以耿直敢言着称，因得罪杨广被贬。李渊闻其名，亲自接见，交谈后大为赏识，将其留在身边，委以“专掌选事”的重任，负责人才的选拔与考核。李纲的加入，不仅增添了丞相府的人才储备，更向天下士人表明了李渊求贤若渴、不计前嫌的姿态。

    其他如户曹、兵曹、法曹、工曹等各曹参军，也迅速任命了得力人选，大多由李渊元从亲信或投效的关中士族、干练官员担任。一个精简而高效的行政军事机器，开始高速运转起来。

    权力机构初具雏形，接下来便是酬谢功臣，以固人心。李渊深知，自己能迅速入主关中，离不开麾下将士的浴血奋战和各方势力的归附。他下令，尽倾攻克大兴城后所获的隋室府库财物，厚赐有功将士。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卒，按战功大小，分得金帛、绢布、奴婢、田宅不等。一时间，军中欢声雷动，将士归心，李渊“赏罚分明”的名声更加响亮。

    然而，问题也随之暴露。隋炀帝奢侈无度，屡次巡幸、征伐，早已将帝国积蓄消耗大半。大兴城府库虽丰，但面对李渊麾下急速膨胀的军队（已超十万）、新纳入的庞大官僚体系、以及重建秩序、安抚百姓的巨大开销，很快便显得捉襟见肘。更何况，李渊为了迅速收揽人心，赏赐极厚，几乎是“倾府库”而为。丞相府主掌财计的官员很快便愁眉苦脸地前来禀报：国库要见底了，后续粮饷、百官俸禄、工程修缮等费用，恐难以为继。

    正当李渊与裴寂、刘文静等为财政问题蹙眉之际，一位名叫刘世龙的官员提出了一个看似异想天开、却直指时弊的解决办法。

    刘世龙，原为隋朝右光禄大夫（散官），颇有经济头脑。他观察到，如今长安城内聚集了唐军主力及大量随军人员、归附士族、流民等，人口激增，导致日常所需的柴薪（樵苏）价格飞涨。与此同时，由于战乱波及，商业未完全恢复，加之府库放出大量绢帛赏赐，市面上的布帛价格反而相对低廉。

    “唐王，”刘世龙献策道，“今义师数万齐聚京师，薪柴昂贵而布帛价贱。城中六街（长安城主要街道）两旁及皇家苑囿之中，多有巨木古树。可令人采伐，作为薪柴出售。伐木所得，不仅可充作官府薪炭之用，节省购柴之费，更可将大量木材投入市场，平抑柴价。同时，官府可用平抑柴价后所得之钱，或直接以木材，向民间交换、购买目前相对便宜的布帛。如此操作，估计可得布帛数十万匹！这些布帛，既可充作军需、官俸，亦可作为硬通货储备，或待价而沽。一举数得，可解燃眉之急！”

    这计策的核心，在于利用战争造成的特殊市场扭曲，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物资置换”，将暂时“多余”的林木资源，转换为急需的布帛物资和财政缓冲。虽然砍伐街道和苑囿树木有损景观，但在生存和争霸的现实面前，这显然是可以接受的代价。

    李渊听罢，仔细权衡。此计虽非长远之策，却能在不进一步盘剥百姓的情况下，迅速获取一笔可观的物资，缓解财政压力。他当即拍板：“此议甚善！便依世龙之策，着有司速办！注意，采伐需有规划，不得损及宫室、宗庙、重要建筑，亦需维持基本市容。所获布帛，统一入库，妥为支配。”

    命令下达，长安城内很快出现了官府的伐木队，六街绿荫和部分苑林树木被有计划地采伐。市面柴价应声而落，百姓称便。而官府则通过这笔操作，果然获得了数十万匹布帛，财政危机暂时得以缓解。刘世龙因此更受器重。

    也正是在这一日，李渊以“义宁皇帝”诏书的形式，做出了几项重要的人事和象征性安排，其中一项，意味深长地涉及东方：

    正式册立长子李建成为唐王世子，明确了其继承人地位。

    任命次子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公。京兆尹掌管都城长安及周边地区，位置要害；秦公之封，更是以战国强秦故地为号，彰显其重要性与功绩。

    封四子李元吉为韩公。

    而最后一项，则是遥封高鉴为齐王。

    当这份诏书在朝会上宣读时，不少官员面露诧异。高鉴？那个在齐地迅速崛起、吞并徐圆朗、据有齐鲁多地的新兴军阀？李渊不仅承认其地位，还予以“齐王”这般崇高的王爵？虽是“遥封”，但这无疑是一种极其明显的政治拉拢和信号释放。

    退朝后，裴寂、刘文静等心腹随李渊回到武德殿书房。刘文静忍不住问道：“唐王，高鉴虽在东方势大，然其与李密、窦建德等纠缠，未必能为我所用。此刻便予以‘齐王’之封，是否过早？恐其他势力心生不平，或使高鉴坐大，尾大不掉。”

    李渊微微一笑，走到舆图前，手指点向山东的位置：“文静，你看。如今东方，李密与王世充在洛阳死死纠缠，两虎相争，短期内难分胜负，亦无力西顾。窦建德雄踞河北，与高鉴隔河相望，彼此牵制。高鉴据齐鲁，看似偏安，然此地富庶，兼有盐铁之利，潜力不可小觑。我初定关中，西有薛举未平，北有刘武周虎视，洛阳战局未明。此时，我需要东方暂时稳定，尤其需要有人能牵制李密、窦建德，使其不能全力西向或北顾。”

    他顿了顿，继续道：“遥封高鉴为齐王，一，示以恩宠，表明我李渊并非容不得四方英雄，只要名义上尊奉朝廷（即我），便可共享富贵。这有助于分化瓦解其他割据势力。二，将高鉴抬到‘王’的位置，等于在东方树立了一个与李密（魏公）、窦建德（自称长乐王）并立的标杆，可加剧他们之间的猜忌与竞争。三，高鉴若接受此封，哪怕只是表面，也等于在道义上承认了我所拥立的‘义宁朝廷’的权威，使我未来插手东方事务，有了名分。即便他不接受，或阳奉阴违，于我亦无实际损失，反而可暴露其‘不臣之心’。”

    裴寂抚掌赞道：“唐王深谋远虑！此乃‘尊奖以驭之，名器以羁之’的高明手腕。高鉴非愚钝之辈，接到这‘齐王’之封，恐怕也要好好思量一番了。至少，短时间内，他应不会与我为敌，甚至可能借此名分，巩固自己在齐鲁的地位，与李密、窦建德周旋。”

    “正是此意。”李渊颔首，“天下棋局，非独恃武力。如今我据长安，名分已正，下一步，便是西讨薛举，稳定陇右；同时，这‘齐王’的诏书，也要尽快派得力之人，送往历城。我要看看，这位迅速崛起的东方枭雄，会如何应对。”

    窗外，长安城的暮鼓响起，沉沉地回荡在宫殿楼宇之间。武德殿内，烛火通明。李渊站在权力的新高峰上，目光扫过舆图上标出的一个个对手的名字：薛举、李轨、刘武周、王世充、李密、窦建德、萧铣、林士弘……以及，刚刚被自己掷出一枚“齐王”棋子的高鉴。

    称王，不是终点，而是新一轮博弈的开始。他不仅要用刀剑平定四方，更要用爵位、名分、谋略，编织一张笼罩天下的大网。而“遥封齐王”，便是这张网上，抛向东方的第一根丝线。能否粘住那只振翅欲飞的“海东青”，尚未可知，但棋局，已然按照李渊的意志，悄然展开了新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