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九年三月的洛阳，春意渐浓。延英殿内，几株盆栽的桃树已绽出粉白的花苞，为这间帝王处理日常政务的偏殿增添了几分柔和气息。

    辰时刚过，监察御史刘晏已在殿外等候。他年约四十，面容清癯，身着青色官服，手中捧着一叠厚厚的奏本。去岁秋，他奉旨巡查淮南、江南两道，历时五月，遍历十二州，昨日方返京复命。

    “刘御史，陛下宣见。”内侍从殿内走出，轻声传唤。

    刘晏整了整衣冠，深吸一口气，步入延英殿。

    殿内陈设简朴，除去御案、坐榻、书橱外，唯有一幅巨大的山河舆图悬于东壁。皇帝司马柬今日未着朝服，只一袭玄色常衣，正俯首案前，审阅着什么文书。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来，目光平静如深潭。

    “臣刘晏，叩见陛下。”刘晏躬身行礼。

    “免礼，赐座。”司马柬放下手中的笔，“刘卿巡查半载，辛苦了。”

    内侍搬来绣墩，刘晏谢恩后侧身坐下，将奏本呈上：“此乃臣巡查淮南、江南两道所见所闻，凡十二州、六十八县之吏治、民生、狱讼、赋税诸情，皆记录在册。”

    内侍接过奏本，置于御案。司马柬却未立即翻阅，反而问道：“卿临行前，朕曾嘱托留意三事：粮价、孤老、狱讼。今日不忙看奏本，先听卿亲口说说。”

    刘晏略一沉吟，开口道：“禀陛下，淮南、江南两道去岁皆丰。今春粮价，稻米斗约二十五钱，麦二十钱，较去岁同期略降。然各州府间价差颇大——扬州因漕运便利，斗米仅二十钱；而歙州山路崎岖，运粮不便，斗米需三十钱。”

    “二十五钱……”司马柬手指在案上轻叩，“寻常五口之家，月食三石，需钱七百五十。若家中有一丁为工匠，日得五十钱，月入千五百，除去口粮，尚余七百五十可作他用。若是纯农户，收成后售粮所得，除去口粮赋税，能剩几何？”

    刘晏心中暗惊——皇帝竟将民间账目算得如此精细。他忙道：“陛下明鉴。江南水田丰产，一夫授田五十亩，年可收稻百石。除去口粮、赋税、种子，约余三十石，售得七千五百钱。若家中另有织机、桑蚕，或于农闲务工，日子尚可温饱。”

    “孤老安置呢？”司马柬继续问，“各州县可有‘悲田院’？钱粮从何而出？院内老者衣食如何？”

    “各州皆有设，然情形不一。”刘晏如实禀报，“扬州、苏州等富庶之地，悲田院钱粮充足，除官府拨付外，还有乡绅捐赠，老者月可得米三斗、钱百文。而宣州、饶州等地，钱粮常不足，老者月米仅二斗，无钱。臣在宣州曾见悲田院内，老者冬日仍着单衣。”

    司马柬眉头微皱：“此事州县长官可知？”

    “知是知，然多以‘库帑不足’为由推诿。”刘晏顿了顿，鼓起勇气道，“臣暗访得知，宣州刺史去岁寿宴，耗费不下百贯。若省下此宴之费，足供全州悲田院老者一冬棉衣。”

    殿内静了片刻。司马柬神色未变，只道：“接着说狱讼。”

    “狱讼之事，江南尤以田土、水利之争为多。”刘晏翻开随身携带的小册子，“臣查阅各州县案卷，全年狱讼约三千余件，其中田土之争占四成，水利占两成，钱债占两成，刑案仅两成。然积案不少——宣州积案最多，有去岁之案至今未决者。”

    “因何积压？”

    “一者胥吏不足，二者长官不重视。”刘晏直言，“有县令对臣言：‘田土细故，无碍大局，拖一拖，双方或自和解。’”

    司马柬听到此处，终于提笔在纸上记了几字。他放下笔，看向刘晏：“刘卿巡查半载，所见州县官中，何人可称‘良吏’？何人堪称‘庸吏’？”

    刘晏心跳加速，知这是要害之问。他谨慎道：“扬州长史王淳，精于钱谷，漕运打理井井有条，商贾称便；苏州刺史李延，重视教化，增社学十二所，寒门子弟多受惠；润州司马陈恪，善断狱讼，积案清理泰半，百姓称其‘陈青天’。”

    “庸者呢？”

    “宣州刺史周茂，好大喜功，常聚乡绅宴饮，政务多委于佐吏；饶州别驾赵简，贪墨虽无实据，然其家宅奢华，远过俸禄所及；洪州司马……”刘晏一一列举，皆有实例为证。

    司马柬静静听完，方道：“刘卿奏本，朕会细看。今日所谈，皆切中要害。御史巡查，不当只见高楼广厦，更须入穷巷茅屋；不当只听官员奏报，更须问贩夫走卒。卿此次差事，办得不错。”

    刘晏心中一块石头落地，躬身道：“臣不敢当。”

    “去吧，明日将巡查详情写成条陈，直送两仪殿。”司马柬示意内侍送客。

    刘晏退下后，司马柬并未立即召见下一人。他起身走到那幅山河舆图前，目光落在淮南、江南两道。首指从扬州移到宣州，又从宣州移到饶州。

    “宣州刺史周茂……”他喃喃自语。此人去年考课还是“中上”，奏报中满是修桥铺路、劝课农桑的政绩，却无人提及悲田院老者衣不蔽体、狱讼积压不决。

    未时，第二位官员奉召入殿。此人是新任荆州刺史张纶，四十有五，原任吏部郎中，此次外放，算是升迁。他意气风发，入殿行礼时姿态恭敬中带着几分自得。

    “张卿即将赴任，对荆州治理，可有方略？”司马柬温声问道。

    张纶显然早有准备，朗声道：“臣闻荆州‘七省通衢’，商旅云集。臣到任后，当整饬吏治，劝课农桑，疏通商路，兴办学堂，期以三年，使荆州物阜民丰，成为天下表率！”

    话说得漂亮，殿中内侍都微微颔首。

    司马柬却问：“荆州去年粮价几何？”

    张纶一愣，旋即答道：“臣离京前查阅过档册，荆州去岁粮价平稳，斗米约……约三十钱。”

    “今春呢？”

    “这……臣尚未赴任，不敢妄断。”

    “荆州境内，长江段有几处险滩？何时最险？过往船只年损几何？”

    张纶额角见汗：“险滩……约有三四处，汛期最险。船只损失，当由地方官府具报……”

    “荆州孤寡老者，州城悲田院容多少人？县乡可有类似安置？”

    “悲田院……按制当设，具体容额，臣到任后即查。”

    司马柬神色渐冷，却不发作，只继续问：“荆州去岁狱讼，最多为何类？积案多少？最久者积压几年？”

    张纶已汗流浃背，这些细节他确实未曾关注。赴任前的准备，多在熟悉官场脉络、拜会朝中大佬，至于这些民间细务，他想当然以为到任后自有佐吏汇报。

    “张卿，”司马柬终于放下手中的茶盏，声音不大，却让张纶浑身一颤，“卿方才所言‘整饬吏治、劝课农桑、疏通商路、兴办学堂’，皆是好话。然粮价不知，险滩不晓，孤寡不问，狱讼不闻——卿所谓治理，是治理文书，还是治理百姓？”

    张纶扑通跪地：“臣……臣失职！”

    “刺史者，一州之父母。”司马柬起身，走到张纶面前，“父母不知儿女饥饱，不问儿女疾苦，整日高谈阔论家规门风，此可谓之‘父母’乎？”

    “臣知罪！臣到任后，定当深入民间，体察疾苦……”

    “不是到任后，”司马柬打断他，“是现在。朕给卿三日时间，去户部查荆州近年粮价、赋税明细；去工部查长江水道图、险滩记录；去刑部调荆州近年狱讼案卷；去太医署问荆州常见疾病与药材储备。三日后，再来回话。”

    张纶以头抢地：“臣遵旨！谢陛下教诲！”

    “去吧。”司马柬挥袖，“若三日后仍是空谈，卿这刺史，也不必赴任了。”

    张纶踉跄退下后，延英殿内一片寂静。司马柬坐回御案后，看着窗外渐斜的日影，对侍立的内侍道：“传朕口谕：今后凡新任刺史、太守赴任前，皆须至相关部曹详阅该地民生资料。赴任奏对时，若只空谈方略，不谙实情，一律驳回。”

    “遵旨。”

    暮色渐起，内侍掌灯。司马柬就着灯火，开始翻阅刘晏那叠厚厚的巡查奏本。每一页，他都看得极细，时而批注，时而沉思。

    奏本里记载的，是帝国最真实的肌理——哪里的百姓在丰年中依然困顿，哪里的官吏在盛世里已然懈怠，哪里的制度在运行中出现了裂痕。这些细节，往往被宏大的政策叙事所掩盖，却是治乱兴衰的关键。

    司马柬想起十年前刚继位时，自己也曾轻信过那些华丽的奏报，直到亲巡北地，见戍卒衣薄、见孤老无依、见冤狱不决，方知奏章里的“太平”二字，需要多少扎实的细节来支撑。

    他提笔在刘晏奏本的扉页批道：“为政需知百姓冷暖。粮价几钱，狱讼几桩，孤老几许，非琐事也，乃政事之本。刺史守令，当以此为念。”

    批罢，他望向殿外。洛阳城已是万家灯火，更远处，是广袤的帝国疆土，是千万户百姓的炊烟。

    治大国如烹小鲜。火候的掌握，不在灶台边挥舞锅铲的豪迈，而在对每一味调料、每一片食材的细心体察。司马柬深知，唯有将这些最细微的“民瘼”真正放在心上，那“开元治世”的宏图，才不会沦为史书上一句空洞的赞颂。

    夜色渐深，延英殿的灯火久久未熄。明日，还有更多的官员要在此接受皇帝的询问——关于粮价，关于孤老，关于狱讼，关于那些奏章里不会写、但百姓真切感受到的冷暖。

    而这，正是一位盛世明君，对自己、对官僚体系最根本的要求：从云端落下双足，踏在实实在在的泥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