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洛阳，秋意已深。政事堂内，四角燃着炭盆，却依然驱不走那份浸入骨髓的湿冷。巨大的沙盘摆在堂中央，黄河、汴水、淮水等水系用蓝绸标示，蜿蜒如龙。沙盘旁围站着七八位重臣，人人面色凝重。
司马柬负手立在沙盘北侧，目光落在汴水入黄河的那段河道上。那里插着十几面小红旗，每一面都代表一处需要年年疏浚的险滩。
“陛下，这是工部会同漕运司测算的账目。”户部尚书裴楷递上一本厚厚的册子，“去岁漕运江南粮米四百万石入洛阳，耗费民夫三十七万人次，船只损毁近百艘，银钱开支折合粟米约四十万石。若将其中一百万石改走海路，从扬州直抵渤海，再入黄河转运，预计可节省开支十五万石，减少民夫征调十万人次。”
兵部尚书杜预接过话头：“海路虽省，风险亦大。去岁东海飓风，损毁商船十七艘。漕粮乃国之命脉，若遇风浪，损失非小。”
“可加造海舟，改良船型。”工部尚书接口道，“扬州船坞已有新式海船，设水密隔舱，抗风浪能力大增。且海路不必如内河漕运般逢闸过坝，船大可载，一船可抵河船五艘之量。”
司马柬没有立即表态。他走到沙盘南侧，手指从扬州滑向渤海湾，又折入黄河口：“海船入黄河后，至洛阳段仍需内河转运。这段河道如何？”
“这正是难点所在。”漕运使躬身答道，“黄河自汴口以西，水浅沙多，大船难行。若用海船，需在汴口换装内河小船，增设码头仓储，又是一笔开销。”
堂内陷入短暂的沉默。炭火噼啪作响，窗外传来风吹落叶的沙沙声。
司马柬终于开口：“利弊已明。海漕省时省力，却增风险；河漕稳妥，却劳民伤财。诸卿以为，当如何取舍？”
中书令张华沉吟道：“臣以为，可试行之。先以二十万石粮试走海路，若成，则逐年增加。如此即便有失，亦不至动摇根本。”
“二十万石太少，不足以试出真章。”司马柬摇头，“要么不做，要做便需有规模。朕意，明年先以八十万石改走海路。然——”
他环视众臣：“河漕不能骤减。沿河数以万计的漕丁、纤夫、闸工，皆赖此业为生。若漕运锐减，这些人何处谋生？沿河城镇，多少客栈、酒肆、货栈靠漕运养活？此事非止省费，更关乎民生。”
裴楷拱手：“陛下所虑极是。臣已令户部核算，沿河漕运直接从业者约八万人，连带其家眷，涉及四十余万口。若漕运减量，恐生乱象。”
“所以需有安置之策。”司马柬走回主位坐下，“今日廷议，不只要议海漕可行否，更要议如何安置河漕减下来的人丁。诸卿可有良策？”
众人面面相觑。半晌，杜预道：“或可募其入军？边镇常年缺丁……”
“不妥。”司马柬打断他，“漕丁多拖家带口，且不习战阵，强征入军，必生怨怼。况且边军要的是能战的精兵，不是充数的民夫。”
工部尚书迟疑道：“或可令其转事河道维护？疏浚、筑堤，本就需要人力。”
“此议可采，然所需有限。”司马柬以指节轻敲案面，“沿河八万漕丁，河道维护能吸纳多少？至多万余。余者如何？”
堂内又静下来。窗外天色渐暗，宦官悄然入内点燃烛火。跳动的火光照在沙盘上，那些代表河道险滩的小红旗，在光影中格外刺眼。
“这样吧。”司马柬站起身，“今日先议到此。着漕运司详拟海漕试行方案，户部核算开支，工部评估船坞增建事宜。至于安置之策——”
他顿了顿：“令沿河各州刺史，十五日内呈报所辖境内漕丁详情，并拟安置条陈。朝廷据各地实情，再定细则。”
“臣等遵旨。”
众人退出后，司马柬独坐堂中，目光仍停留在沙盘上。他知道，这个决定将改变无数人的命运。海运若成，确可省下巨量人力物力，但那些被省下的人力，又该往何处去？
几乎在同一时刻，千里之外的汴州刺史府内，刺史陈矫正对着面前的账册发愁。
陈矫今年四十三岁，进士出身，历任县令、郡丞，去年刚升任汴州刺史。汴州地处汴水要冲，城内漕丁、纤夫聚居的坊巷就有七八处。此刻他手中拿着的，正是州衙户曹刚统计上来的数字：全州在册漕丁九千七百余人，连带家眷近五万口。这还不算依附漕运为生的脚夫、客栈掌柜、船具匠人等。
“使君，朝廷真要改漕运？”别驾小心翼翼地问。
陈矫放下账册，长叹一声：“八九不离十。你去过汴口码头吗？那些漕丁，祖孙三代都吃这碗饭。若漕运减了，他们怎么办？去码头上看，那些孩子才十来岁就跟着父兄拉纤，妇人则在岸边补帆织网。一家老小，全指着这条河。”
他起身走到窗边。刺史府位于汴州城北，推开窗就能看见远处的汴水。时值傍晚，最后一队漕船正缓缓靠岸，船工吆喝声、纤夫号子声隐约可闻。岸边炊烟袅袅升起，那是漕丁家眷在生火做饭。
“朝廷要省费，要增效，这都没错。”陈矫喃喃道，“可这省下来的每一文钱，都是成千上万漕丁嘴里省出来的粮食。”
别驾低声道：“使君，是否上书陈情，请朝廷暂缓……”
“上书无用。”陈矫摇头，“陛下既已廷议此事，必是深思熟虑。我等为地方官，不能只知陈情阻挠，更需思虑如何善后。”
他转身回到案前，提笔在纸上写下“安置三策”四字，沉思片刻，又开始书写：
“其一，转业码头。汴口码头可扩建，增设货栈仓储。漕丁长年与水打交道，转作码头搬运、货仓管理，最是相宜。所需者，朝廷拨银扩建码头，并设转业培训。”
“其二，河道维护。汴水年需疏浚之处甚多，可设常备河工队，专司疏浚筑堤。此事本就需人，且漕丁熟悉水性，正堪其用。”
“其三，官道驿站。自汴州往东往西，官道年久失修，驿站亦需增补。可募漕丁及其子弟充任驿卒、道工，既解决生计，又改善交通。”
写到这里，他停下笔，眉头又皱起来：“然此三策，皆需银钱。扩建码头要钱，疏浚河道要钱，修官道设驿站更要钱。朝廷既要省漕运之费，又肯拨这笔安置款吗？”
别驾试探道：“或许……可向本地商户募捐？”
“杯水车薪。”陈矫苦笑，“此事关乎五万人生计，非巨款不能解。这样，你即刻去办几件事：第一，详查全州漕丁户册，按家中壮丁多寡、存粮几何，分等造册；第二，走访漕丁坊巷，听听他们自己有何打算；第三，核算若实行上述三策，所需银钱几何。”
“下官这就去办。”
别驾退下后，陈矫独坐灯下，又将所写三策细细推敲。他知道这还不够，又提笔补充：
“其四，免税鼓励。凡漕丁转营他业者，可免三年市税；若经营客栈、货栈，再减地税。其五，设转业钱庄。由州衙作保，低息借贷给转业漕丁，助其购置车马、工具、本钱……”
写到此处，他忽然想起什么，起身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泛黄的册子。那是他三年前任县令时记录的民情笔记，其中有一段记载：某乡民因运河改道失了生计，改行养鸭，反成富户。
“对啊，”他眼睛一亮，“汴州水泽众多，何不引导部分漕丁转向水产养殖？鱼虾、莲藕、菱角，皆可谋生。还有，漕丁多会些木工、绳艺，可组织起来成立匠作社，承接民间活计……”
他越写越快，思路如泉涌。待停下笔时，纸上已密密麻麻写了十余条对策，从转业培训到小额借贷，从官府采购到市场引导，方方面面都想到了。
窗外传来打更声，已是亥时。陈矫放下笔，揉了揉酸涩的眼睛。他知道这些条陈报上去，朝廷未必全采，但至少能给中枢决策提供参考，让那些坐在洛阳宫中的大臣们知道，每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
几日后，陈矫带着亲自走访漕丁坊巷的记录，以及那份详尽的安置条陈，前往汴口码头。
秋日的阳光照在汴水上，波光粼粼。码头上漕船云集，纤夫们正将一袋袋粮食扛上岸。他们的背脊被纤绳磨出厚茧，双腿因长年浸泡河水而布满青筋。见刺史到来，众人都停下活计，围拢过来。
陈矫站在一个货堆上，将朝廷可能改漕运的消息如实相告。人群中顿时炸开了锅，恐慌、愤怒、绝望的情绪弥漫开来。
“使君，这是要断了俺们的活路啊！”一个老纤夫颤声喊道。
陈矫抬手示意众人安静：“乡亲们放心，本官已向朝廷呈报，漕运便是有变，也必先安置好大家。我这里已有对策——”
他将条陈中的要点一一讲述：码头扩建需要多少人，河道维护能吸纳多少，官道驿站有何空缺，水产养殖如何扶持，匠作社怎么组建……每说一条，都详细解释能安置多少人，收入几何，官府有何支持。
随着他的讲述，人群渐渐安静下来。有人开始盘算自家适合哪条路，有人低声与邻人商议。
“使君，”一个中年漕丁高声问，“您说的这些，朝廷真能准吗？”
陈矫正色道：“本官不敢保证条条都准。但本官向各位保证，只要我陈矫还在汴州一日，就必为各位谋一条生路！朝廷若不准，本官便一次次上书；银钱若不足，本官便缩减州衙开支，先紧着安置之事！”
他顿了顿，声音更加洪亮：“况且，我相信当今天子圣明，必不会坐视百姓无依！去岁河东遭灾，朝廷免赋赈济，何等迅速？今次漕改，陛下已在廷议中特意强调安置之要。我们要做的，不是怨天尤人，而是与朝廷同心，共谋转型之策！”
这番话说完，码头上沉默片刻，随即爆发出欢呼。那老纤夫热泪盈眶，躬身道：“有使君这句话，俺们心里就踏实了！”
陈矫下得货堆，又走进人群，与漕丁们详细交谈，记录他们的特长、家况、意愿。夕阳西下时，他的笔记本上已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姓名与诉求。
回到刺史府，他连夜将走访情况整理成文，附在安置条陈之后，用六百里加急发往洛阳。在奏章的末尾，他写道：
“臣知朝廷谋国，当计长远。然漕运沿河数十万生灵，皆陛下子民。改漕之利在国，安置之责在官。若处置得宜，则万民感戴；若稍有疏失，恐生怨怼。臣恳请陛下，定漕改之策时，务将安置款项、转业培训、后续扶持一并议定，使政令未行，民生已安。如此，方为圣天子仁政爱民之本。”
奏章送出那夜，陈矫登上汴州城楼，眺望城中万家灯火。他知道，自己这份奏章只是沿河数十州之一。朝廷要权衡的，是整条漕运线，是数百万石粮食，是千头万绪的利害关系。
但他也相信，当那些来自沿河各州的奏章堆满御案时，皇帝会看到一个完整的图景——不仅是省下多少开支，更是关乎多少家庭的生计。而治国之道，正在这宏观与微观之间，找到那个艰难的平衡点。
秋风吹过城楼，带着汴水潮湿的气息。陈矫紧了紧衣袍，心想：此时洛阳宫中，陛下或许正在烛下批阅奏章吧。但愿他能看到，在这条流淌了数百年的汴水两岸，有那么多人，正将生活的希望，寄托于朝廷的一纸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