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洛阳，寒意已深。文华殿内，地龙烧得暖烘烘的，几盆水仙在暖意中提早开了花，香气清冽。司马柬与太子司马谔对坐在一张宽大的书案两侧，案上摊开的是《孟子》第七卷。
殿内除了父子二人，只有两位翰林侍读，还有角落里静立的史官——这是皇帝特意安排的，要让太子从小习惯，一言一行都可能载入青史。
“谔儿，你上月读了《孟子·尽心下》，可还记得其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段？”司马柬合上书卷，目光温和地看向儿子。
司马谔今年二十岁，已褪去少年的青涩，眉宇间有了储君的沉稳。他略一思索，答道：“儿臣记得。孟子此言，是告诫为君者当以百姓为重，社稷次之，君主自身最轻。”
“说得不错。”司马柬点头，“可朕今日要问你的，不是记得与否，而是‘当今制度下，此言如何践行’。”
司马谔微微一愣。这个问题超出了经义本身，需要联系现实朝政来思考。他沉吟片刻，谨慎道：“儿臣以为，践行此言，首在轻徭薄赋，使百姓安居；次在选贤任能，使社稷稳固；至于君主，当勤政爱民，不耽享乐。”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司马柬站起身，走到殿中悬挂的巨幅疆域图前，“朕要你说得再具体些。譬如去年河东雹灾，朝廷减免赋税、开仓赈济，这是‘民为贵’；可减免赋税，国库便少收数万石，这是否影响了‘社稷’？若遇战事，军粮不足，又当如何权衡？”
司马谔额角渗出细汗。他想起前几日看到户部的奏报，去年因灾减免的赋税，确实让国库吃紧。他迟疑道：“这……当以民为重。若百姓困顿，社稷亦不稳固。”
“那若边疆有警呢？”司马柬追问，“胡骑南下，需立刻调粮支边，而此时库中存粮因连年减免而不足，又当如何？是先保边疆，还是先安百姓？”
这问题尖锐如刀。两位翰林侍读也屏住了呼吸。史官的笔悬在纸上，墨滴将落未落。
司马谔深吸一口气：“儿臣以为……当双管齐下。边疆不可不防，百姓亦不可不安。可向富户劝捐，可暂减百官俸禄，可……可发行国债，向民间借贷。”
最后一句，让司马柬眼中闪过一丝赞许。这法子是去年户部新议的应急之策，太子竟记得。
“你提到借贷，那朕再问你。”司马柬走回案前，“若百姓本就困顿，还要向他们借贷以充军需，这算不算与民争利？算不算违背了‘民为贵’？”
问题一环扣一环。司马谔感到，父亲今日不是要考他经义，而是要逼他思考那些经义背后复杂而艰难的现实抉择。他沉默良久，终于道：“儿臣以为，‘民为贵’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一时之策。若为保社稷长远，有时需忍一时之痛。只要朝廷借贷有度，偿还有时，且确是为了保境安民，百姓当能体谅。”
“说得好。”司马柬终于露出笑容，“谔儿，你要记住，经义是死的，现实是活的。‘民为贵’不是让君主对百姓有求必应，而是要把百姓的长远福祉放在心中首位。有时减赋是爱民，有时征税也是爱民；有时赈济是爱民，有时让百姓自食其力更是爱民。这其中的分寸，需要为君者审时度势，具体把握。”
他顿了顿，语气更深：“而且，你要明白，这‘民’不是抽象的概念。在洛阳，他们是商贾工匠；在河东，他们是种田的农夫；在江南，他们是捕鱼的渔夫；在边塞，他们是戍卒的家眷。他们的诉求不同，利益不同。为君者，要能听见各方声音，在矛盾中求平衡。这才是真正的‘民为贵’。”
司马谔肃然起身，长揖：“儿臣谨记父皇教诲。”
几乎在同一时刻，千里之外的荆州州学内，却是一片萧瑟景象。
腊月十五，本是州学月考的日子。可偌大的明伦堂里，只稀稀拉拉坐了二十几个学子。博士周谦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空着的座位，心中一阵苦涩。
周谦年过五十，是荆州本地人，年轻时也曾中过进士，因性情耿直不擅钻营，只在礼部做了几年闲官，便请调回乡执教。他本以为凭自己满腔学问，定能将荆州州学办成江南典范，可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博士，”助教低声禀报，“张生、李生、王生三人，今日又告假了。说是……说是家中请了从洛阳回来的名师，要单独辅导。”
周谦点点头，没说话。他早已习惯。这两年，州学里稍有资质的学子，要么被家里送到洛阳求学，要么重金聘请名师私下教导。留在州学的，多是家境寻常、资质平平之辈。
下学后，周谦独自在州学里踱步。这座州学是开元初年朝廷拨款修建的，屋舍宽敞，藏书阁里也有万余卷书，条件不可谓不好。可就是留不住人。
他走到门口的石碑前，碑上刻着当年修建州学时皇帝的御笔：“广育英才，泽被四方”。可如今，英才都往洛阳跑了，四方又如何责备？
回到值房，周谦提笔给礼部上书。这不是他第一次上书了，前几次都是石沉大海。可今日经筵上太子的话点醒了他——要让朝廷听见地方的声音。
“臣荆州州学博士周谦，冒死上言：自朝廷重科举、兴太学以来，天下英才尽趋洛阳，此固盛世之象。然地方官学日渐凋零，如荆州州学，岁拨钱粮不减，然优秀学子十去七八，所余者多中下之资。非臣不尽力，实地方官学有三难……”
他一口气写下：
“一难，师资悬殊。洛阳太学有翰林授课，有名师大儒讲学，地方官学唯有本地举人、退休官员充任，学问视野皆不及。
“二难，机会不均。太学生可直接参与朝中盛事、接触权贵，眼界开阔；地方学子闭门苦读，不知天下大势。
“三难，出路有别。同样中举，太学生多留京任职，地方学子多外放州县。长此以往，世家子弟更愿赴洛，寒门才俊亦思‘跃龙门’，地方官学成鸡肋……”
写到这里，他笔锋一转：
“臣非谓不当重太学，然朝廷设学，旨在育才于四方，非聚才于一隅。今洛阳英才云集，固然可喜，然四方州学空虚，实堪忧虑。若天下才俊皆以入洛为荣，以留乡为耻，则地方治理何以得人？百姓教化何以推行？
“臣恳请朝廷：或可令太学名师轮流出巡，至各州讲学；或可设‘地方俊才直荐太学’之制，予地方学子盼头；或可提高地方教职品秩待遇，吸引真才实学之士任教地方……”
他越写越激动，将这几年的苦闷、思索、建议倾泻于纸上。写罢已是深夜，他封好奏章，次日一早便以急递发出。
奏章在路上走了半月，抵达洛阳时已是年关。礼部尚书看到这份来自荆州的奏章，起初不以为意——这类抱怨地方官学艰难的奏章，每年都有几十份。可当他细读内容，特别是读到“朝廷设学，旨在育才于四方，非聚才于一隅”时，心中一动。
他想起前几日皇帝在经筵上对太子的教诲，想起皇帝多次强调要“平衡南北”、“重视地方”。这份奏章，不正是一个绝佳的地方注脚吗？
腊月二十八，最后一次常朝前，礼部尚书将这份奏章与其他几份关于官学的奏议整理好，呈到了两仪殿。
司马柬正在批阅年关前的最后一批奏章。看到荆州州学博士的奏章，他停下朱笔，细细读了两遍。
“王德顺，”他唤来宦官，“去查查，这个周谦是何许人。”
很快，周谦的履历被送来：荆州江陵人，开元三年进士，曾任礼部主事，因直谏得罪上官，自请外调，现任荆州州学博士已八年。
“是个实心办事的人。”司马柬放下履历，对侍立一旁的礼部尚书道，“他说的这三难，你以为如何？”
礼部尚书躬身：“臣以为，周博士所言属实。不仅荆州，江南、蜀中、河北各州，官学皆有此困。只是……若按他所请，让太学名师轮流出巡，恐遭反对。那些大儒，岂肯离京奔波？”
“那就给他们加衔、加俸。”司马柬站起身，“不是要他们常年在外，每年抽一两个月，巡讲两三州，总可以吧？至于‘地方俊才直荐太学’，这个主意好。可令各州学每年推荐一至二名优秀学子，免试入太学就读。如此，地方学子有了盼头，州学也就不至于无人问津。”
他走到御案前，提笔在奏章上批道：“所言切中时弊。着礼部详议‘名师巡讲’与‘地方直荐’二制细则，于来年春闱后施行。另，地方教职品秩，可酌情提升半阶至一阶，以示朝廷重教之意。”
批罢，他将奏章递给礼部尚书：“将朕的批复发往荆州州学，告诉周博士，他的建言，朝廷采纳了。望他继续尽心教职，为地方培育真才。”
圣旨传出时，已是开元十一年的正月初。荆州州学里，周谦正带着留校的学子祭拜先师。突然驿使到来，宣读了皇帝的批复。
当听到“所言切中时弊”时，周谦老泪纵横。当听到“名师巡讲”、“地方直荐”等具体措施将施行时，在场的学子们爆发出欢呼。
消息很快传遍荆州。那些原本打算送子赴洛的富户，开始重新考虑；那些在私立书院就读的学子，也有意转回州学。毕竟，若能凭州学推荐直入太学，何必远赴洛阳？
正月十五元宵节，洛阳城中灯火璀璨。司马柬与太子登上宫城角楼，俯瞰万家灯火。
“谔儿，你可知道，此刻荆州州学里，或许正有一群学子在挑灯夜读。”司马柬忽然道，“因为朝廷的一纸批复，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司马谔点头：“儿臣明白。这便是父皇说的，‘民为贵’要落到实处。让四方学子皆有晋身之阶，让地方官学重现活力，这比空谈经义更重要。”
“不错。”司马柬望着远方闪烁的灯火，“治国如布棋，既要着眼中央，也要照顾四方。洛阳再繁华，也只是棋盘一角。真正的盛世，要让每一个角落都亮起灯来。”
夜风吹过，角楼檐角的铜铃叮当作响。那声音清越，仿佛要传得很远很远，一直传到荆州州学的明伦堂，传到那些寒窗苦读的学子耳中。
而在更远的地方，还有更多州学、县学，更多如周谦这样的博士，更多渴望改变的学子。他们都在等待，等待朝廷的那一点光，能照进他们所在的角落。
司马柬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名师巡讲如何安排？地方直荐如何公平？教职升迁如何落实？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反复推敲。但至少，方向已经明确——朝廷设学，本当育才于四方。
他转身对太子说：“记住今日。往后你处理政务，永远要问自己：这项政令，是让人才更聚于中央，还是更散于四方？是让强处更强，还是让弱处不弱？这中间的平衡，便是为君者的功课。”
司马谔深深点头，将这番话刻在心里。多年以后，当他继承大统，推行“诸州学振兴令”时，总会想起这个元宵之夜，父亲在角楼上说的那番话。
而此刻，荆州州学的藏书阁里，灯火通明。周谦正带着学子们整理典籍，准备迎接可能到来的太学名师。窗外，一轮明月高悬，清辉洒在院中的石碑上。“广育英才，泽被四方”八个字，在月光下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