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十一年的正月，洛阳城里还弥漫着年节的余韵。太常寺的正堂却早已忙碌起来——再过三个月便是清明祭天大典，按照惯例，祭天礼器需提前数月备制。此刻，太常卿正带着属官，将新绘制的礼器图样呈送到两仪殿。
司马柬端坐御案后，展开那卷工笔细绘的图样。这是按照《周礼·考工记》规制设计的新祭器：青铜大鼎高六尺，鼎身拟刻日月星辰、山川社稷，纹饰繁复到几乎不留空白；玉琮要用和田美玉，每面浮雕五岳图形；漆豆、陶簋皆镶金嵌银，连盛放祭品的托盘都绘着龙凤呈祥。
他一张张看过去，眉头渐渐蹙起。待看到最后一张——那是一只准备用来盛放黍稷的漆盒，盒盖上竟用金丝盘出“万寿无疆”四个篆字——他终于放下图样，抬头看向太常卿。
“这些，都是太常寺设计的？”
太常卿躬身：“回陛下，此乃集数十名大匠、礼官三月之功而成。皆按古礼规制，未敢逾越。”
“古礼规制？”司马柬拿起那张大鼎图样，“朕记得《周礼》有言：‘祭器尚质’。何谓‘质’？朴素质朴之谓也。你这鼎上刻满纹饰，可还有半分‘质’的模样？”
太常卿脸色微变：“陛下，此乃盛世之象。开元以来，国泰民安，正该以华美礼器告慰天地……”
“告慰天地，在心不在器。”司马柬打断他，语气转冷，“朕问你，去年江南水患，朝廷拨了多少赈灾款？”
太常卿一愣：“这……约二十万贯。”
“前年修缮黄河堤防，用了多少？”
“三十万贯。”
司马柬将图样推到他面前：“按这图样打造全套祭器，要多少？”
太常卿额角渗出细汗：“臣……臣估算，约需十五万贯。”
“十五万贯。”司马柬重复这个数字，“够五万农户一年口粮，够修三百里官道，够造十艘海船。而你太常寺，竟要用这么多钱，造一堆华而不实的器物，美其名曰‘告慰天地’？”
殿内寂静无声。几个属官垂下头，不敢看皇帝的脸色。
司马柬站起身，走到殿中悬挂的孔子像前。那是他登基那年命人绘制的，画中的孔子布衣草履，手持简册，神态朴拙。
“礼以载道，器以诚形。”他背对着众人，声音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祭天祭祖，重的是诚敬之心，不是器物奢俭。若以为用金银堆砌便能得天地庇佑，那与商纣王的玉杯象箸何异？传朕旨意：所有祭器，一律按‘庄重简朴’四字重制。鼎不必过大，纹饰从简；玉琮用寻常青玉即可；漆器禁用金银镶嵌。总开支，不得超过三万贯。”
太常卿还想争辩：“陛下，这……这恐失皇家威仪……”
“皇家威仪不在器物，在德行。”司马柬转身，目光如炬，“若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朕就是用纯金造鼎，又有何威仪可言？此事不必再议，照办便是。”
众人诺诺而退。司马柬独坐殿中，看着那些被遗落的奢华图样，心中升起一阵烦闷。他想起去年巡视河东时，见过那些灾民破旧的衣衫、期盼的眼神。若他们知道，朝廷一面赈灾，一面却要花巨资打造华美祭器，该作何想？
几乎在同一时刻，千里之外的江南吴县，却正上演着一幕与朝廷旨意背道而驰的闹剧。
吴县文庙的春祭定在正月二十。县令孙淳为了这场祭祀，已筹备了整整三个月。他今年四十有五，在这个中县任上已待了六年，急切盼望政绩卓着，能升迁州府。而主管文教的郡守是个好场面的人，孙淳便想在这春祭上做足文章。
“县尊，这是新制的祭器清单。”主簿呈上一本文册。
孙淳接过细看：青铜爵要鎏金，漆豆要镶贝，连祭祀用的丝绸都要用苏杭最上等的缭绫。他皱眉：“这得花多少钱？”
“约需两千贯。”主簿低声道，“可郡守大人最重礼制，若办得隆重，定能得赏识。况且……”他凑近些，“郡中其他几个县，听说都在暗暗较劲呢。”
孙淳沉吟。两千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全县一个月的赋税。可想到郡守赞许的目光，想到可能到来的升迁，他一咬牙：“办！不但祭器要华美，仪仗也要增加。去年郡中文庙祭祀用了六十四人仪仗，咱们用九十六人。祭品也要加码，牛羊各增三牲。”
“那钱……”
“从县衙公使钱里支一半，另一半……”孙淳眼中闪过一丝狡黠，“让城中大户‘自愿’捐献。告诉他们，捐得多者，可列名祭典，光耀门楣。”
主簿会意，领命而去。
消息传出，吴县哗然。那些大户虽心疼钱财，却也不敢得罪县令，只得忍痛出钱。可寻常百姓就苦了——公使钱本应用于修桥铺路、赈济孤老，如今却要挪去办祭祀；而县令为了凑足款项，又将原本该减免的几种杂税延期征收。
正月十八，祭祀前两日，一件意外发生了。
吴县有位致仕的老翰林，姓沈，年过七旬，是本地德高望重的乡绅。他听闻县令如此铺张，勃然大怒，当即写了一封弹劾奏章，命家仆快马送往郡守府。不料郡守与孙淳素有往来，将奏章压下不说，还暗中通知了孙淳。
孙淳又惊又怒，却不敢对沈老翰林怎样——毕竟那是当过翰林的人，门生故旧遍及朝野。他思来想去，决定亲自登门“解释”。
沈府书房里，老翰林端坐太师椅，面前摊着那封被退回的弹劾奏章，脸色铁青。
“沈公息怒。”孙淳满脸堆笑，“下官如此操办，实是为了彰显朝廷重文崇儒之意。想我吴县文风鼎盛，若祭祀寒酸，岂不惹人笑话？”
“笑话？”沈老翰林冷笑，“真正让人笑话的，是打着崇儒的旗号行奢靡之事！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你读过圣贤书，难道不懂这个道理？”
“下官自然懂，可如今世风如此……”
“世风如此，就更该以身作则！”老翰林拍案而起，“你可知这两千贯能办多少实事？能修多少里路？能救多少孤寡？你却拿来打造鎏金爵、镶贝豆！孙县令，你这是敬孔圣，还是辱孔圣？”
孙淳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得讪讪告退。
可他并未收手。祭祀照常举行，而且办得比原计划更加奢华——似乎是为了向老翰林示威。正月二十那日，吴县文庙前旌旗招展，九十六人仪仗整齐排列，祭器在阳光下金光闪闪。孙淳身着簇新官袍，主持祭典，神情肃穆。
观礼的百姓却窃窃私语。有人指着那些华美祭器摇头：“这得花多少钱啊……”有人看着被迫“自愿”捐款的大户们铁青的脸，暗暗叹息。
沈老翰林没有出席。他坐在家中书房，提笔又写了一封弹劾奏章。这次他不再送往郡守府，而是通过昔年同僚的关系，直送御史台。
奏章在路上走了半个月。二月初，御史台收到了这封来自江南的弹劾。御史中丞一看事关礼制逾矩，不敢怠慢，当即派监察御史南下核查。
而此时在洛阳，司马柬刚刚批阅完太常寺重拟的简朴祭器图样。新图样他很满意：鼎高三尺，纹饰只刻简单的云雷纹；玉琮用青玉，只磨光不雕花；漆器一律素黑，仅以朱砂勾边。总开支核算下来，两万八千贯。
他正要在图样上朱批“准”字，御史中丞求见，呈上了沈老翰林的弹劾奏章副本。
司马柬展开奏章，越看脸色越沉。当看到“一县春祭耗费两千贯，挪用公使钱，强令大户捐款，延期征收杂税”时，他猛地将奏章拍在案上。
“混账！”
殿内侍立的宦官吓得跪倒在地。
司马柬深吸几口气，压下怒火。他提起朱笔，在奏章上批道：“御史台即刻遣员核查，若属实，严惩不贷。此事通报全国各州县：祭祀之礼，重诚敬而轻形式；地方官员，当务实而戒奢靡。再有此类逾制之举，定当重处！”
批罢，他忽然想起什么，对御史中丞道：“告诉下去，核查时莫要牵连那位沈老翰林。如此敢言之士，朝廷当嘉奖。”
三月中，监察御史抵达吴县。此时春祭已过去一个多月，但那些华美祭器还陈列在文庙库房，账簿上的开支记录也清晰可查。孙淳百般辩解，说这是“彰显朝廷威仪”、“激励地方文风”，可面对确凿证据，终究无可抵赖。
核查结果迅速报回洛阳。司马柬御笔亲批：吴县令孙淳，逾制奢靡，挪用公款，强征捐款，着即革职，降为庶民，永不叙用。所耗钱款，由其个人家产追缴填补。郡守压奏不报，降一级留用。
圣旨下达那天，吴县百姓聚在衙门前观看。当听到县令被革职时，人群中爆发出欢呼。那些被强捐的大户们，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沈老翰林府上，监察御史亲自登门，宣读了皇帝嘉奖他“忠直敢言”的口谕。老翰林老泪纵横，向着洛阳方向长揖：“陛下圣明！陛下圣明啊！”
此事通过朝廷通报传遍全国。各州县官员看到孙淳的下场，无不警醒。那些原本打算在祭祀上铺张的，悄悄缩减了预算；那些已经置办了奢华祭器的，赶紧收了起来。
四月清明，洛阳南郊祭天大典如期举行。新制的礼器虽简朴，却在春日阳光下泛着庄重的光泽。司马柬主祭时，心中所想不是这些器物，而是千里之外吴县文庙前百姓的欢呼，是沈老翰林感动的泪水，是各州县官员收到通报后的警醒。
祭典结束回宫途中，太子司马谔轻声问：“父皇，今日祭器甚简，儿臣听说有些老臣私下议论，说失了皇家气派。”
司马柬看着车窗外沿途跪拜的百姓，缓缓道：“谔儿，你记住：真正的皇家气派，是让百姓安居乐业，是让官员清正廉明，是让天下人说起朝廷，都道一声‘圣明’。而不是靠一堆金银器物堆出来的虚架子。”
他顿了顿，又道：“礼制之本，在导人向善。若礼制成了炫耀、成了负担、成了压榨百姓的借口，那这礼制就该改改了。今日朕改祭器，明日或许还要改其他。治国之道，就是要在这些看似细微处，守住根本。”
司马谔若有所思地点头。
车驾缓缓驶入皇城。夕阳将宫墙染成金色，檐角铁马在春风中叮当作响。那声音清越悠长，仿佛要传到很远的地方，告诉每一个官吏：朝廷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政绩，是真真切切的民生，而不是浮华虚荣的表面文章。
而在江南吴县，文庙里的奢华祭器已被收走，换上了朴素的陶器竹器。沈老翰林捐出皇帝赏赐的百匹绢帛，在文庙旁建了一座义学，专收贫寒子弟。
每当义学钟声响起，老翰林总会望向北方，轻声自语：“礼以载道，器以诚形。陛下，老臣懂了。”
春风过处，文庙庭前的古柏发出沙沙声响，仿佛在回应着什么。那声音很轻，却传得很远，一直传到洛阳宫中，传到那个在御案前批阅奏章的皇帝耳中——当然，这只是想象。但有时候，君臣之间，本就该有这样的心灵共鸣。
这便是一个庞大帝国的自我修正：中央定下调子，地方出现偏差，民间发出声音，朝廷再予纠正。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而这一切的起点，或许就是皇帝在某个清晨，对着一卷奢华图样说出的那句：“礼以载道，器以诚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