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十一年二月的洛阳城,春寒料峭中已透出几分暖意。两仪殿的炭火却依然烧得旺,司马柬端坐御案后,面前摊开的奏章已积了半尺高。
最上面那份,是少府监急呈的《请扩江州铜矿疏》。
“自去岁改制钱法,新铸‘开元通宝’流通日广,各州旧钱回收熔铸亦需大量铜料。”少府监令在奏疏中言辞恳切,“江州铜矿虽已开采七年,然矿脉日深,采掘愈艰。今探得矿区东侧山体蕴藏新脉,若得开凿,可保三年铸币用度无虞。伏请陛下准予扩采,以固钱法根本。”
奏疏旁,是工部转呈的江州刺史附议文书,详细列明了扩采后预计可增的矿产量、需征调的民夫数目,以及能为州府带来的课税增收。
一切看起来顺理成章。
司马柬却将手按在另一份奏章上——那是三日前由通政司直呈的密匣,来自江州治下鄱阳县令的急报。不同于刺史的乐观,这份奏报字字沉重:
“臣辖内铜矿所在之云雾山,自开采以来,山林砍伐已逾千亩。去岁秋雨连绵,矿区下游清溪河泥沙骤增,河床抬高三尺,今春恐有泛滥之虞。山中猎户来报,兽踪日稀,泉眼枯竭者七处。今若再扩矿区,恐山林尽毁,水土难保。臣斗胆恳请朝廷遣专使勘查,权衡利弊……”
两份奏章,一为国之财计,一为民之生计。
司马柬起身踱至殿东侧的巨幅舆图前,指尖循着长江往下,停在江州地界。那里山峦密布,水系纵横,云雾山正在鄱阳湖东侧,是数条溪流的发源地。
“陛下。”内侍省常侍悄步上前,“政事堂诸位相公已在偏殿等候。”
“传。”
不多时,三位宰相并工部、户部尚书鱼贯而入。行礼毕,司马柬将两份奏章传示众人。
“诸卿以为如何?”
中书令崔岳先开口:“陛下,钱法改制乃国策根本。去岁回收五铢旧钱,今岁若新钱供应不足,恐民间复行私铸,前功尽弃。江州铜矿扩采,势在必行。”
尚书右仆射李晏却皱眉:“崔相所言固然在理,然江州奏报亦不可轻忽。臣闻云雾山乃江州屏障,若因采矿致山体松动,雨季恐生滑坡。且下游农田万顷,若河道淤塞,水患一起,损失恐非铜矿之利可补。”
工部尚书刘澄出列:“臣已查阅典籍。前汉时豫章郡(江州前身)便有铜矿开采记录,然规模不大。本朝扩采七载,去年工部员外郎巡视时曾报‘矿坑日深,支护需固’。若再向东扩,需先探明地质,否则……”
“否则如何?”司马柬问。
刘澄顿了顿:“恐有塌陷之险。”
殿内一时沉寂。户部尚书盘算着钱粮,欲言又止。
这时,通政司又呈入一份新的文书——并非走正常驿递,而是由御史台加急转来的民间上书。展开来看,是江州云雾山周边三个村落的三老、里正联名所写,纸上字迹朴拙,甚至夹杂着几个别字,却透着沉甸甸的分量:
“草民等世居云雾山下,仰山林为生,汲清泉而饮。自开矿以来,斧斤日响于山谷,车马夜震于道路。昔可合抱之松楠,今已稀疏;昔清澈见底之溪流,今浊如黄汤。去岁秋,大雨三日夜,后山崩石落,毁民房七间,幸未伤人。今闻朝廷欲再扩矿,草民等惶恐无措,非敢阻国之大计,唯恳请上官亲临察看,莫使青山成秃岭,清溪变浊河。则乡民虽迁,亦感圣恩。”
最后按着十多个血红指印。
司马柬将这份文书传示众臣。崔岳看后,沉吟道:“百姓生计固当体恤,然矿务关乎国计……”
“不是体恤,”司马柬打断他,声音平静却有力,“是取舍。朕要的是一个既不失铜利、又不毁家园的法子。”
他走回御案,提笔在少府监奏疏上批了八个字:“遣使详勘,兼听利弊。”又对工部尚书道:“刘卿,你亲自去一趟江州。带两名精通矿冶的员外郎,再带一名懂水利、一名懂农事的。朕给你半月时间,把云雾山周遭走编,听听矿工怎么说,听听农户怎么说,也听听山中猎户、樵夫怎么说。”
“臣遵旨!”
“此外,”司马柬看向户部尚书,“从内帑拨三千贯,专用于安置可能受影响的村民。若真要扩采,补偿须先到位。”
“陛下圣明。”众臣齐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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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日,江州云雾山深处。
春雪初融,山道上泥泞不堪。杨家坳的族老杨三公挂着竹杖,站在村口老槐树下,望着东面矿区的方向。那里终日传来叮当凿石之声,混着骡马的嘶鸣,打破了山中数百年的宁静。
“三公,县里还没回音吗?”几个后生围上来,脸上满是焦虑。
杨三公摇摇头,目光落在村边那条溪流上。记得他年轻时,这溪水清得能看见底下的卵石和游鱼。女人们在溪边浣衣,孩子们夏日就在水里嬉戏。可如今,溪水总是泛着黄褐色,早晨打上来的水,要静置半天才能用。
“听说朝廷要再开新矿,”一个后生压低声音,“那岂不是要把后山那片林子也砍了?咱们村可就在山脚下啊!”
“去年秋雨,后山那块巨石滚下来,要不是祠堂墙厚,早就出人命了。”另一个后生心有余悸。
杨三公终于开口:“联名书已经送上去了,按了指印的都有十七户。县尊也替咱们转呈了。如今,只能等。”
“要是朝廷不管咱们呢?”
“那就搬。”杨三公的声音有些沙哑,“祖宗基业固然难舍,可人命关天。只是……”他望向远处云雾缭绕的山峰,“这山这水,是带不走的。”
正说着,山道上传来马蹄声。几名胥吏打扮的人骑马而来,为首的是县衙户曹刘主事。
“三公,有消息了!”刘主事下马,顾不上擦汗,“刺史府刚接到朝廷文书,工部尚书要亲自来勘查!”
村民们一下子围了上来。
“尚书?那是多大的官?”
“真的会来咱们这山沟里?”
刘主事喘了口气:“千真万确!而且文书里说了,不仅要看矿,还要看山、看水、看农田。让你们有什么话,到时候尽管说!”
杨三公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光亮,他握紧了竹杖:“好,好……朝廷还没忘了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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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后,工部尚书刘澄一行抵达江州。
他没有先入州府,而是径直上了云雾山。随行的除了工部官员,还有从将作监调来的两名老匠人,以及一名司农寺的田曹参军。
头三天,他们踏遍了现有矿区。刘澄亲自下了矿坑,看着矿工们在昏暗的油灯下,用铁钎凿击岩壁,用木筐将矿石背出。矿坑深处渗着水,支护的木架发出吱呀声响。
“这矿脉还能采多久?”刘澄问矿监。
“按现有进度,最多两年。”矿监指着东面山壁,“但那边探过了,岩层里铜含量更高,只是……”
“只是什么?”
“那边山势更陡,若要开矿,得先砍掉一大片林子。而且岩层松散,容易塌方。”
第四天,刘澄去了杨家坳。
杨三公带着全村老少在村口迎接。当朝二品大员亲至,这穷乡僻壤还是头一遭。刘澄没穿官服,只着一身寻常的深青色圆领袍,让村民们少了几分畏惧。
他先去看那条溪流。蹲下身掬了一捧水,指尖搓了搓,能感觉到细微的沙粒。
“从前不是这样的。”杨三公在旁边说,“自从山上开了矿,雨水一冲,泥沙就下来了。去年秋天,这溪水浑得像泥浆。”
刘澄又去看了后山那块滚落的巨石,以及被毁的房屋遗址。田曹参军则测量了附近农田的土层厚度,摇头道:“表土被冲刷,肥力已不如前。”
傍晚,刘澄在村中祠堂前的空地上,让胥吏摆开几张条凳,请村民们坐下说话。
起初无人敢言,直到杨三公先开口,说起山中野兽减少、泉眼干涸,说起村民饮水要走到三里外的山涧去挑,说起对山体滑坡的恐惧……话匣子才打开。
一个老猎户站起来,比划着说:“从前这山里,麂子、野猪常见,如今要翻过两座山才可能打着东西。矿上放炮震天响,牲口都吓跑了。”
一个农妇怯生生地说:“溪水浑了,浇菜菜不长,洗衣洗不净。矿上倒是给村里打过一口井,可井水有股怪味,孩子喝了拉肚子。”
刘澄一言不发地听着,让随行书吏一一记录。
最后,一个在矿上做过工的后生大声道:“大人,咱们不是不让开矿。朝廷要铸钱,咱们懂。可能不能换个法子?少砍点树,想办法把挖出来的土石拦住,别都冲下来?还有,真要扩矿,咱们村要是得搬,能不能给找个有水有田的地方?”
刘澄看着这个面庞黝黑的年轻人,缓缓点头:“你说的这些,本部堂记下了。”
当晚,刘澄宿在县衙。烛光下,他面前摊开三份文书:少府监的扩采方案、江州刺史的利弊分析、以及他这半月走访所见所闻的记录。
随行的工部员外郎低声道:“尚书,从矿利来看,扩采确实有必要。新矿脉的含铜量比现有矿区高三成。”
另一名懂水利的官员却说:“但若按现有方式开采,水土流失会更严重。云雾山是这一带的水源涵养地,山下三条溪流灌溉着鄱阳县三成农田。一旦山体破坏,雨季恐有山洪之虞。”
刘澄揉着眉心。他知道,自己带回的建议,将直接影响皇帝的最终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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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底,刘澄返京。
两仪殿内,司马柬仔细听完了他的禀报,又翻阅了那本厚厚的勘查记录。其中不仅有文字,还有随行画师绘制的山势图、水系图,以及矿区与村落的位置关系图。
“所以,刘卿之意是?”
“陛下,”刘澄郑重一揖,“臣以为,矿可扩,但不可照旧法扩。须有三策并行。”
“讲。”
“其一,划定开采红线。矿区东侧那片百年树林不可尽伐,需留出五十丈宽林带作为屏障,以防山体裸露。其二,设拦沙坝、导流渠。采矿产生的土石须集中堆放,并以草木加固,开挖的沟渠须能引导雨水有序下泄,不可任其冲刷山体。其三,专款植林固土。在矿区周边补种根系深厚的松柏,逐年恢复植被。”
司马柬沉吟:“如此,开采成本会增加多少?”
“约增三成。”刘澄如实道,“且工期会延长两月。但长远来看,可保矿山稳固,减少水土流失,山下农田村庄亦得安宁。”
“山下村民如何安置?”
“臣已与江州刺史商议,若最终决定扩采,受影响的杨家坳等三村四十七户,可由州府拨出官田,在三十里外的平缓处另建新村。每户除田宅外,另给搬迁安家费二十贯。愿入矿做工者,优先录用。”
司马柬走到舆图前,久久凝视着江州那片山峦。殿内炭火噼啪,更显寂静。
“准奏。”皇帝终于转身,“就按刘卿所言办理。但朕要再加一条:在工部新设‘矿冶环境司’,专司全国矿山水土勘查与治理。首批官员,就派驻江州铜矿,监督新规落实。”
刘澄一怔,随即深深拜下:“陛下圣明!此乃开创之举。”
司马柬提笔,在那份扩采奏疏上写下最终批语:
“天地生万物,以养万民。取铜铸钱,固国用所需;保山护水,亦治国之本。着工部依议施行,务使利国而不害民,取用而不竭源。所需款项,由户部与少府监共筹。搬迁村民之安置,须亲验落实,不得有误。钦此。”
朱批落下时,窗外传来一声春雷。开元十一年的第一场春雨,淅淅沥沥地洒在了洛阳城的殿宇楼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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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圣旨抵达江州。
杨家坳的村民得知不但能得田宅搬迁,朝廷还要设专官监督矿山保林固土,不少老人当场落泪。杨三公带着全村人在祠堂焚香叩拜,面北而谢。
春耕时节,云雾山矿区开始了不一样的劳作。伐木的斧斤声依然响起,但在划定红线处戛然而止。拦沙坝的夯土声、导流渠的开凿声,与采矿的叮当声交织在一起。工部新派驻的几名年轻官员,整日穿梭在山间,丈量、记录、指挥。
山脚下,被选中移植的树苗已捆扎好,等待运往新的矿区边缘。
一场雨后的清晨,杨三公站在即将告别的老屋前,最后望了一眼云雾山。晨雾缭绕中,他仿佛看见,那些新栽的树苗,在许多年后,又将长成一片葱郁的林子。
溪水依旧浑浊,但导流渠已经挖好。也许明年,也许后年,它会重新清澈起来。
而更远处的洛阳城里,那份关于设立“矿冶环境司”的诏书,正被抄送各州。它像一颗种子,悄悄埋在了这个庞大帝国的治理土壤中——在取用与保护之间,寻找那条艰难而必要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