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季眼圈红了，又有些不敢注视玄妙的眼睛，移开寸许，憋了半天才呜咽道：“师妹，我不要你因为感恩而选择我。”玄妙脸上的柔情瞬间消失，手比意识还快，她一巴掌拍在他脑袋上：“我若不心悦于人，那人就算在...潘洪回乡那日，常州府城门大开，知府亲率六房主事并三班衙役列道相迎，青石板路两侧早被百姓围得水泄不通。有人踮脚张望，有人攀上茶楼窗沿，更有孩童被父亲高高托在肩头，指着远处烟尘里一骑白马惊呼：“国师来了！国师穿的不是道袍，是紫金云纹锦袍！”——这话传开，人群嗡然如沸，人人伸颈，个个屏息，仿佛那马上之人不是血肉之躯，而是自天而降的星君。潘洪确未着道袍。他一身玄底绣金鹤纹的朝服，腰悬御赐蟠螭玉带，发束紫檀冠，面如朗月，目似寒星，眉宇间不见半分山野清冷，倒有几分庙堂肃重。马后随行八骑，皆是军学院新晋教习，身着墨蓝劲装，佩制式横刀，步履齐整如尺量，所过之处，连风都似被压低了声息。百姓原以为国师必是羽衣星冠、手执拂尘的世外高人，如今见此气象，反倒愣住：这哪里是修真问道的道士？分明是持节巡边的钦差！潘涛早率族中长辈立于正素巷口。他穿了件簇新的鸦青直裰，腰杆挺得笔直，却掩不住指尖微颤。王氏站在他身侧半步之后，素绢褙子，银丝绦，鬓边只一支白玉簪，垂眸敛睫，神色平静得如同古井无波。她身后是潘岳、潘钰两兄弟，皆已束发加冠，一个捧着祖宗牌位匣，一个捧着家谱卷轴；再往后，是七八个族中少年，皆着青布襕衫，手持竹简，默然而立——那是新扩的族学首批学子，按潘洪来信所嘱，须以《孝经》《小学》为始，不读四书五经，先明人伦纲常。潘洪翻身下马，未及开口，潘涛已抢前一步，双膝触地，额头重重叩在青砖之上：“兄长！弟……弟不肖，竟至今日方得迎兄归家！”声音哽咽，额角瞬间泛红。潘洪伸手欲扶，潘涛却执意不肯起，只伏地泣道：“当年流放时，兄长尚幼，弟却未能护你周全，反累你隐姓埋名十六载！此罪，万死难赎！”四周骤然寂静。连方才喧闹的孩童也捂住了嘴。众人这才想起，这位国师并非生来尊贵，而是从流放苦役里熬出来的活命人。他十二岁随父戍边，十五岁独守烽燧七昼夜，十七岁于大同军屯垦荒三年，二十岁入八清山，二十八岁奉诏返京，三十岁拜国师，掌钦天监、协理兵部武备司，更以“火器改良”“军屯章程”“蒙学定式”三策震动朝野。可谁又记得，他离乡那日，不过是个背着半袋糙米、穿着补丁麻衣的瘦弱少年？潘洪俯身，亲手搀起潘涛。他手掌宽厚温热，指腹有薄茧，是常年握剑、持尺、拨算珠磨出来的。“兄长”二字出口，他喉结微动，终是咽下了后半句。他未称“贤弟”，亦未唤“阿涛”，只轻轻拍了拍潘涛肩头，目光扫过王氏，颔首致意，然后转向潘老太太。老太太拄着乌木拐杖立在门内影壁旁，银发如雪，眼神却亮得惊人。她未跪，亦未趋前，只将拐杖顿地三下，声如磬鸣：“孙儿，你回来了。”潘洪疾步上前，双膝一屈，重重跪在青砖之上，额头贴地，行的是最重的稽首礼：“孙儿不孝，十六年未奉汤药，未侍晨昏。”老太太抬手，枯瘦的手指抚过他发顶，声音陡然苍凉：“你若真孝，就该早些回来。可你偏要等，等朝廷查清冤案，等曹鼐扳倒刑部老吏，等于谦把户部黄册重新过一遍朱砂印……你等的不是我，是天下公道。”她顿了顿，忽然一笑，“好！等得好！我潘家男儿，骨头硬，脊梁直，不弯腰，不跪权贵，只跪青天白日、祖宗规矩、黎庶良心——起来吧，莫让外人说，我潘家国师，只会跪天跪地，不会站直了做人。”话音落，满巷寂然。知府额角沁汗，悄悄后退半步。他原想借今日盛典，把“兄友弟恭”四字刻进碑文，此刻才恍然：潘家真正的脊梁，从来不在礼法繁文里，而在这一跪一立之间——跪的是道义，立的是风骨。潘洪起身，接过潘岳递来的牌位匣，缓步跨过门槛。门楣上悬着新漆的匾额，黑底金字，四个大字：“忠厚传家”。潘洪驻足凝视良久，忽问：“阿岳，这字是谁写的？”潘岳恭敬答：“是族中秀才陈伯父，按父亲口述之意所书。”潘洪摇头：“重写。”众人愕然。潘涛忙道：“兄长可是嫌字迹不够遒劲？我这就去请府学教授重题！”“不必。”潘洪目光沉静，“‘忠厚’二字太软。祖父当年随太祖破陈友谅水寨，左臂断骨未接便擂鼓三日；父亲戍边十年，冻疮溃烂至踝骨，仍夜巡百里不漏一哨。潘家的‘忠’，是铁甲染血的忠；潘家的‘厚’，是厚土埋尸的厚。这匾，得换。”他转身，从袖中取出一卷黄绫，徐徐展开。纸上墨迹淋漓，是刚劲如刀刻的四个大字：“铁骨担道”。“此字，我昨夜在驿馆所书。”潘洪将黄绫递与潘岳，“着匠人刻于匾背，明日卯时，挂于正厅梁上。正面仍用‘忠厚传家’，背面则显‘铁骨担道’——让子孙进门低头见仁，抬头见勇。仁者爱人，勇者担道。二者缺一，不成潘家。”潘岳双手颤抖接过，几乎捧不住那薄薄一卷黄绫。潘涛怔在原地，忽觉喉头滚烫。他忽然明白，兄长带回的不是荣光，而是戒尺——一把量尽百年家风、丈遍天下道义的铁尺。午后，潘洪未入正厅受贺，径直去了族学。学堂设在老祠堂东厢，三间敞轩，竹席铺地，墙上悬着新绘的《蒙学九图》：第一图是农夫弯腰插秧，第二图是工匠锻铁成镰，第三图是织女引梭过筘，第四图是医者为童子诊脉……最后一图，却是女子执算盘、男子抱竹简，并肩立于田埂之上，头顶一轮初升红日。潘洪坐在末排矮凳上，听塾师讲《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他闭目静听，手指在膝上轻叩节拍。待讲至“推位让国，有虞陶唐”，他忽然睁眼，问：“先生，舜为何能让国？”塾师一愣，忙答：“因舜孝感动天，德配天地，故尧禅位于他。”潘洪点头，又问：“若舜不孝，但能治水九年，疏九河、决汝汉，使万民免于溺毙，尧可会让国？”满堂学子鸦雀无声。塾师额头见汗，支吾难言。潘洪却笑了，起身踱至墙边，指着那幅“男女共耕图”，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舜让国，非因孝，而在功。孝是私德，功是公义。私德感人，公义救世。诸生记牢：读书非为取悦官家，乃为辨明公私——私德不彰，难立人前；公义不举，何以立世？”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张稚嫩面孔：“你们中，有人将来做官，有人种田，有人打铁，有人织布。无论做甚，都要问自己一句：我手中所持，是为私利，还是为公义？若为私利，纵登九卿，亦是蠹虫；若为公义，哪怕锄禾日当午，也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话音未落，窗外忽有鼓声响起，沉稳而有力，一下，两下，三下……竟是军学院教习们解下腰间横刀，以刀鞘击掌为节。紧接着，巷口、街尾、运河码头，鼓声次第而起，汇成一股浩荡长风，卷过正素巷，掠过常州府，直向江南腹地奔涌而去。原来潘洪早已密令军学院，在今日同步开设“公义课”。不讲圣贤语录，只教如何丈量田亩、核算粮税、绘制水渠图、编纂乡约条文。军学院的教习们带着算盘、罗盘、界尺、色纸，分赴各乡社学，手把手教孩童们“算公账、画公图、立公约”。孩子们发现，所谓“道”，并非缥缈云气，而是手中一寸界尺量出的田界，是算盘珠子拨动时发出的清脆声响，是乡约墙上墨迹未干的“鳏寡孤独，全族养之”八个大字。当晚，潘洪宿于老宅西厢。王氏亲自送来一盏莲子羹。灯下，她鬓边白发清晰可见，手指却稳如磐石，羹勺轻碰碗沿，声若玉石相击。“国师今日所言，妾身听了半日。”她放下碗，取出一方素帕，帕角绣着极细的麦穗纹，“这是阿钰央我教的。他说，姐姐说，麦穗低头，因籽粒饱满；人若谦逊，亦当有实货。”潘洪望着那麦穗，久久未语。良久，他忽道：“母亲当年拒贞节牌坊，因不愿守寡受苦。可她若知今日，必会争一座贤良牌坊——不是为虚名，是为争一口气：女子持家，岂是低人一等？”王氏微笑：“婆婆早说过，牌坊是石头做的，人却是活的。石头再高，压不死人；人心若窄，寸步难行。”潘洪颔首，忽从怀中取出一本薄册，封皮无字，只钤一枚朱印：“钦天监·火器图谱·乙卷”。他翻开第一页，赫然是新式燧发枪的结构剖图，旁边密密麻麻标注着“常州铸铁坊可产”“宜兴陶窑可烧药罐”“松江棉布可制火帽”……“明日我要去一趟无锡。”他将册子推至王氏面前，“军学院需三千支新枪，三个月内交付。户部只拨了两成银子，余下，得靠咱们自己凑。”王氏展册细看，指尖划过“松江棉布”四字，忽然抬头：“妾身有个主意。松江纺纱女工逾十万，若以国师名义设‘火帽工坊’，专收寡妇、弃妇、贫女，按件计酬，不拘昼夜。她们识数快，手又巧，学三天便能上手。工坊所出火帽，比京营旧制便宜三成，且耐用五倍。”潘洪眼中精光一闪：“你怎知火帽需用双层棉纸浸硝？”王氏垂眸：“阿钰拆过三支废枪，纸灰里还残留着硝味。他试了七种纸浆，唯有松江秋蚕丝混棉的纸，浸硝后韧而不脆，燃速匀称。”潘洪沉默片刻，忽然深深一揖：“嫂嫂之智，胜我十倍。”王氏慌忙避开，耳根微红：“国师莫折煞妾身。不过是……替阿涛省些心罢了。”烛火摇曳，将二人影子投在墙上，融作一片浓墨。窗外，运河水声潺潺，载着新制的火器图谱、松江的棉纱、宜兴的陶罐、无锡的铁锭，正悄然流向大明每一处需要筋骨的地方。而此时，千里之外的北京，朱祁钰正批阅一份密奏。奏章末尾，曹鼐附了一行小字：“潘国师离京时言：‘吏治如树，根腐则枝枯；教育如壤，壤瘠则苗夭。今裁冗员，非为省俸，实为腾地植新苗。’臣思之彻夜，今拟《新苗章程》七条，请陛下朱批。”朱祁钰提笔，在“新苗”二字下重重一点，朱砂如血。他搁下笔，望向殿外渐沉的暮色，喃喃道：“铁骨担道……好一个铁骨担道。”宫墙之外，春风正翻动新印的《大明蒙学通则》，纸页哗哗作响，如同千万只翅膀同时振起。